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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人生天地间，谁没个良心”
，只要各人拿出良心，少了别人的就还给别人，自身过失惹恼他人就放下面子认个错，以真诚的态度和相互的谅解去解决纠纷，就能达成乡里的和谐。
以乐治辅助乡治，通过正面音乐、曲艺作品引导民风。
礼乐共治是自西周以来的传统，有益的曲乐不仅能娱乐身心，更关乎善风美俗。
各类曲词、戏剧是乡间百姓热衷的娱乐形式，但其中不免有糟粕。
吕坤指出“时调新曲，百姓喜听。
但邪语淫声，甚坏民俗”
。
因此，治理者必须有意识地通过正面、通俗的音乐、曲艺作品来引导民风，如管鲍分金、宋郊渡蚁等古人善举好事，“一切有关风化者，作为鼓板平话弹唱说书，半说半唱，极浅极俗，不用一字文言，妇人童子都省，又亲切痛快，感动民心，使人点头赞叹”
。
由于乡里百姓文化水平有限，乐治之“乐”
既需要内容良善有益，又需要形式亲切通俗，这样才能彰显其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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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影响
吕坤在明后期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其丰富的民本思想在新时代仍有借鉴价值，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
吕坤提出“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
的民本观点，高度肯定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
他将劳动者视为天下安定的根本，强调普通百姓在创造物质文明方面的决定作用，如“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
却又没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
。
同时，他认为君权的存亡与民众息息相关，以荻苇与火光、禅塔与砖石作比喻，说明民众是国家政权的根基。
此外，他提出得民情者得天下，失民情者失天下，强调统治者要体察民情、顺应民情。
吕坤的民本思想在古代具有突出的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新时代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借鉴。
在文学领域建构了符合诗词发展趋向的理论体系，作品在明中叶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吕坤认为诗词要“发乎情”
、“写胸中自得之趣”
和“我境”
，要有“忧君爱国之意，济人利物之心”
。
在他的诗词理论导引下，创作出了反映下层人民疾苦、揭露社会弊端的诗词华章。
他主张创作诗词的“本意”
是抒发内心“不容已”
的真情，反对为追求形式工巧而使内容“失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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