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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微微一笑，道：“盐课折银，‘纳折色于运司，以给商人’，确实可谓一举两得。
这一来，既有效地解决了灶丁因盐斤消融而饱受赔纳之苦的问题，又顺应了商人乐意开中交通便利地区盐场的意愿，从而起到恤灶和裕商的效果。”
朱翊钧面色一松，刚想夸“贤伯侄实乃大明能臣”
，却不料高务实还没说完。
高元辅语气一肃，沉声道：“但是，盐课折银也滋生出一些新的问题：一是与以往盐场运作模式相比，多出一个灶户卖盐得银的环节，而在此环节之中，灶户往往易遭遇盐商蓄意压低盐价的风险。
二是灶户从盐场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离开盐场，改务他业也就势所必然。
特别是在‘各场灶滩草场为豪强所侵，或转相买易’后，失去生产资料的贫弱灶户，显然无法保证生产，只能被迫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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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闻之愕然，而且他有一点没好意思立刻问出来：你舅家蒲州张氏……算不算豪强？蒲州张氏成为长芦盐场的“大股东”
，有没有强买强卖？
高务实仿佛未卜先知，朝皇帝笑了一笑，道：“皇上是想问蒲州张氏么？好教皇上知晓，臣外公虽然以经商兴业，但他一直希望家中子弟读书科举，由商贾之家而为诗文之家，因此为免后人有为官者却被清议讥讽，是以从来不做强买强卖之举。
当然，在他于商业之上小有所成之后，依靠资本雄厚而迫使一些对手不敢与之相争，这肯定是有的。
此后，臣舅凤磐公高中进士，仕途渐宽，不敢与外公相争的商人自然更多，也就越发方便蒲州张氏一点一点买入更多盐引，成为长芦盐场首屈一指的大盐商……
不过，不怕皇上责备，臣以为这是正常商业竞争。
譬如今日之京华看上了某处新发现的矿山，只要京华表示有意买入，许多原本也有意买入的商家便会自己先打了退堂鼓。
一来他们知道资本不如京华充裕，即便竞拍也拍不过京华，反而有可能恶了京华，今后商途坎坷；二来他们恐怕也是担心参与竞争会为臣所忌恨。
无论臣如何扪心自问不会将这些事放在心里，可他们难道就真敢去赌臣的器量究竟多大么？除非臣致仕归乡，否则此事无解。”
这个道理朱翊钧也明白，以高务实如今在朝中的地位，一般的商家谁敢触他的霉头？就算那事小到高务实或许连问都懒得问一句，人家该不敢的还是不敢。
实权也好，威名也罢，乃至商业上无与伦比的雄厚资本，他高务实一个都不缺，除了江南财阀结成联盟还敢反抗一二，其余人等可不就只能琢磨一下如何搭搭京华的顺风车？非要逆着京华干，那简直是提着灯笼进茅房。
所以朱翊钧只能点头表示理解。
高务实见皇帝如此，便接着道：“总之，盐课折布、盐场高下互相搭配开中、余盐买补、盐课折银等政策的出台，是朝廷解决长芦部分盐场盐斤堆积场坨，无商开中支取问题的应对举措，臣把这一系列举措统称为‘市场化改革’。
不过‘市场化’的特点就是自由竞争，在长芦盐场这里就表现为条件好的盐场越来越强，条件差的盐场越来越弱，部分盐场最终出现了有场无灶（民）的局面，这些盐场已经徒有其名。
到先帝隆庆三年（1569年），经直隶巡按御史傅孟春奏准，朝廷将益民场并入阜财场，海阜场并入海润场，润国场并入富民场，三汊沽场归并丰财场。
于是，长芦盐场数由国初的二十四个减至二十个。
彼时南场（沧州分司所辖盐场）多陆路，不通舟楫，脚价视盐价不但三倍，故中引商人皆愿领价买补于北场（青州分司所辖盐场）。
灶丁煎盐弃置不用，惟一二近河者仍其旧业，余皆改事农商，纳折色于运司以给商人矣。”
朱翊钧点了点头，但很快又问道：“这其中缘由朕已然明白，但我万历朝为何又少了四处盐场，难道也是因为你所谓的‘市场化’和‘自由竞争’之故？这四处又是如何竞争失利的？”
“因为辽南盐场。”
高务实轻咳一声，道：“辽南盐场以更加高效的晒盐法取代了过去的煎盐法，同时又有京华强大的水运作为支撑，在成本上压得这四家盐场再也无利可图，因此‘竞争失利’，最终只能裁撤。”
朱翊钧闻之愕然，继而有些尴尬起来。
不为别的，只因为他这位圣君在辽南盐场也占了近一半股份，每年能从辽南盐场往内帑搂进去几十万两巨资。
“呃……这市场竞争，到底也是合理合法的……”
朱翊钧尴尬说着，但见高务实仿佛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不由得睁大眼睛反瞪回去，没好气地道：“你看我作甚，我在辽南盐场占股百分之四十九，你占股百分之五十一，你责任比我还大！”
如今被朝野上下夸得脸皮越来越薄的皇帝没料到，高务实的脸皮却一如既往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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