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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旨：卿等事朕春宫辅导有年，特各录用一子以酬其劳，俱不允辞。”
相比那些汲汲营营以求荫职之辈，逼格一下就上来了。
这种区别对待，一方面体现出皇帝对阁臣的信任，这本身就是阁臣地位上升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授予标准逐渐操之于上。
再加上作为托底的荫子入监制度逐渐完善，因而荫子为中书舍人的门槛实际上反而是提高了。
景泰、天顺年间不乏四品、五品官员乞恩得荫子中书舍人之例，而到了正德年间，三品侍郎已经不够看了，翰林院学士薛瑄之孙薛葵，还是靠薛瑄一代儒宗的身份才得到优待。
至此“次揆与六卿至一品者，得拜中书舍人”
的惯例也基本形成。
以上要么是特恩，要么是“高配”
，正常情况是什么呢？是恩荫一子为国子监生。
国子监生并非官职，但是对朝廷而言实则更需慎重，毕竟前述两类属于凤毛麟角，而监生制度是足以影响整个人才选拔机制的。
因此虽然明初就有“乞准送国子监”
之例，正统以后也多有官员子孙“希求入监”
，但是皇帝屡以“国子监是育才之地，不可滥进”
为由进行各种限制。
到了大明中后期，首辅的子弟也经常就是恩荫个国子监生了事。
虽然照理说，以内阁辅臣之尊，不需要跟三品官员去争监生的名额，但是要考虑到三个因素：一是一般大臣升至三品时，其子多已成年，总不会有人预知自己能入阁而让儿子一直宅着；二是正德朝以前，都是卒后荫子，等你挂了朝廷才会想起这回事；三是大学士也很可能不止一个儿子。
所以即便是首辅的儿子，也很有可能是监生出身。
而且以监生入仕，理论上来说前途要广阔的多，毕竟理论上来说也是“正途”
之一，虽然中期以后不能和科举相比，但是有身为内阁首辅的爹，这都不是问题。
以臭名昭着的严世蕃为例，他监生肄业后，先任后军都督府经历（实习），后升为顺天府治中，都算是正常升迁。
嘉靖二十二年严嵩为他谋求尚宝丞，吏部文选郎郑晓认为“治中迁知府，例也。
迁尚宝，无故事。”
实际上顺天府治中虽然在北京，但是很多时候更像外官，这是一道无形的鸿沟。
而严嵩选择尚宝司丞这一职位也不稀奇，毕竟这是首辅之子理论上可以享受到的待遇。
真正难以复制的是其后的火箭升迁速度，几年间就连跳数级由从五品尚宝司少卿升至正三品工部左侍郎。
除严世蕃外，成化年间首辅商辂，其次子商良辅也是先恩荫入国子监，然后被授予礼部主事的职位，最终以从三品太仆寺卿致仕。
而对比以上这些之外，更差一点的则是恩荫武职。
大明中后期文贵武贱不必说了，沦落到去恩荫武职，可见文化水平实在拿不出手。
而赵贞吉这个孙儿赵祖荫，后来就选择了恩荫中书舍人，最终也只混到云南边陲的知府；张居正的四子张简修更不成器，有这样一个老子，居然恩荫武职出身，比他几个兄弟还差得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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