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长江书屋】地址：https://www.cjshuwu.com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因为第九卷第三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发行”
，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在七月一日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
呢？
不过，考证了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新青年》实际是在八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疑义。
以后，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查到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有署名。
从文中提及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指共产主义小组）在“去年”
成立，而文章又记述中国共产党“一大”
召开的经过，表明此文是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写的。
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
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一大”
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
召开的时间：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
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
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
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
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
这里，非常清楚地点出了“七月二十三日”
这个日子。
报告是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写的，对于“七月二十三日”
不会有记忆上的错误。
不过，仔细推敲一下，又产生新的疑问：因为代表们“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
，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会在当天开幕。
陈公博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沪。
很可能，在七月二十三日抵沪的是周佛海——因为当时上海与日本之间通信靠船运，从日本来沪也只能坐船，颇费时日。
何况，他不在东京，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鹿儿岛。
不过，这份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大”
开幕之日绝不可能早于七月二十三日。
详细探讨这一重要课题的是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
他在一九八○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
邵维正的论文，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证，即（一）从代表行踪来看。
（二）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来看。
（三）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