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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上，钟烨虽然并不反对，但也从未表现出支持。
他个性务实且看重成效，生前预嘱的推行难度太大且收效甚微，远没有器官捐献那么迫在眉睫，所以他根本不会投入人力物力去做。
何况到目前为止，未做公证的生前预嘱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顶多可以作为病人清醒时的想法，在必要时刻传达给需要做选择的家属。
这次16床的事正是如此。
早在16床查出脑瘤时，俞锐就跟对方科普过生前预嘱，对方签了，但也只是一纸文件，并不具备任何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梁主任找上俞锐的时候，从内心来讲，面对心外等待移植手术的病人，俞锐心里不是没有过犹豫。
可犹豫过后，他依旧认为，哪怕只剩最后一秒，生命本身也值得被尊重。
他没办法为了简单寻求所谓的最大利益，在情感和道德上施压，迫使本就在彷徨哀痛中的病人家属放弃自己的至亲至爱，还要去成全别人。
将心比心，他做不到。
他能做且也唯一想做的，就是在最后关头把那份生前预嘱交给家属，由家属们自己去做选择。
好在，挣扎过后，病人家属还是选择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放弃全部创伤性抢救，捐献可用的身体器官。
顾翌安也听说了这件事。
晚饭过后，俩人坐在沙发上，聊起16床，也聊起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在美国早就合法化了，在这方面，顾翌安远比俞锐更有体会，甚至也在霍顿遇到过很多类似的病例。
人文关怀和医学伦理，时有矛盾，往往并不见得能两全，但所有医学界的人都在不懈努力，试图在两者之间求得一份平衡。
不过国内环境受限，情况也完全不同，俞锐做这样的事不仅耗费精力，很多时候还会面对家属和病人的不理解，和不信任。
顾翌安对着电脑一边处理电子邮件，一边听他讲了小半天。
听到最后，顾翌安目光依旧注视着电脑屏幕，接话问道：“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做这个？”
俞锐坐他旁边，手里翻着一本原文书。
夹上书签，俞锐把书放回茶几，往沙发上一横，头还枕在顾翌安腿上。
这么躺着很舒服，他抬手摸着顾翌安下巴，语速放得很慢：“我只是在想，如果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人是我——”
打字声倏然停下。
眉头也瞬间皱起，顾翌安垂眸看着他，表情很不好，嗓音都沉下来：“好端端地，你在瞎说些什么？”
“别紧张啊翌哥，我只是打个比方。”
俞锐嘴角扯出点笑，还摸了摸顾翌安的脸。
微微一顿，他又敛起笑意，跟顾翌安对视的眼神也变得认真严肃起来。
然后，他说：“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什么意识都没有了，不得不做最后的选择，那我一定不愿意让你去签那份放弃治疗同意书，只要想到这个，我就受不了”
顾翌安眉头还是皱起来的，眼底闪过一丝异样的波动。
俞锐说的这句话，让他想起之前在霍顿的一个病人。
那是他刚到霍顿的时候，科里当时也是有一个脑胶质瘤的末期患者，八十多岁高龄，无儿无女，身边只有一个老伴儿。
住院没多久，病人自知时日无多，早早就找律师签署了生前预嘱。
但当病人陷入昏迷需要抢救的时候，接手的主治大夫突然拿不定主意，犹豫半天还是去找了病人家属，询问老太太究竟是选择放弃还是选择继续抢救。
就为这事，科里专门组织了一次开会，白发苍苍的老主任当时沉着脸足足半小时没说话，整个会议室的人一头雾水，只觉得气氛沉重，连大气都不敢喘。
最后，还是老主任开口打破沉默：“你们认为，生前预嘱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其他人窸窸窣窣讨论半天也没人敢说话。
老主任扫视一圈，面露遗憾，沉沉叹息一声，他说：“不仅仅是维护病人个人的尊严，它也是为了保护病人家属，保护我们挚爱的人。”
生前预嘱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份人文主义的尊重和关怀。
它的存在，还有另一份价值——目的就是减少家属在亲人临终时不得不作出抉择，尤其是签署放弃治疗同意书时，心底承受的那份剧烈的痛苦跟煎熬。
想到这里，顾翌安不无触动，心里霎时间软下一大片。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刚刚假设性的一句话，顾翌安很快就懂了俞锐为什么会坚持推行生前预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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