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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
我挪了挪椅子，开始翻阅。
首先抽出的是棉纺厂的历史档案。
纸张已经泛黄，有些边角卷曲，带着陈年档案室特有味道。
档案记录显示，曹河县第一棉纺厂始建于1958年，是那个火红年代“大干快上”
的产物，集中了当时全县乃至地区的人力物力，建设规模一度超越了位于市区的东原市第一棉纺厂，成为整个东原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棉纺织企业，风光无两。
档案里还夹着一些当年的老照片，厂房崭新，红旗招展，工人们戴着白帽子，在纺织机前神情专注，洋溢着当家作主的自豪感。
我一边快速浏览，一边暗自感慨。
从五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三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荣耀，如今变成了沉重的包袱。
材料显示，棉纺厂现有在职职工1200余人，而离退休职工已达400多人。
三十多年工龄，退休三四百人，从时间上看倒也正常。
但这提醒我一个严峻的现实：曹河县国有企业的负担，未来只会越来越重。
随着时间推移，老职工会像秋天的树叶一样，一批批离开岗位，进入需要企业支付退休金的名单。
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企业自身“造血”
能力——创造利润的能力在持续下滑。
如果企业效益好，利润丰厚，养几百名退休工人固然是负担，但并非不可承受。
可如果企业本身就在亏损边缘挣扎，那多养一个人都是困难。
我合上历史档案，又拿起近几年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
数据触目惊心：设备陈旧，产品滞销，银行贷款和应付账款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小小的棉纺厂，竟然欠了一千九百多万。
人均负债一万多，忍不住的骂道：“娘的，真他妈黑。”
但正如昨天彭树德所言，这里面的债务，有多少是经营不善真实产生的，有多少是为了“哭穷”
、“避嫌”
或者别的目的“主动”
背上的？我估计后者是少数，但绝非没有。
在曹河这种复杂的环境里，企业的行为早已不纯粹是经济行为。
接着，我重点翻阅了棉纺厂领导班子成员和主要中层干部的履历表。
一个突出的特点映入眼帘：从厂长马广德，到副厂长、各车间主任、关键科室负责人，几乎清一色是“棉纺厂子弟”
。
父亲是厂里的老工人、老领导，儿子、女儿接班进厂，慢慢成长为干部。
外地调入的干部凤毛麟角，且大多干不长。
整个管理层，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子弟兵”
体系。
这种结构，在效益好、人心齐的时候，或许有凝聚力。
但在企业陷入困境、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甚至“断臂求生”
时，这种盘根错节的亲缘、地缘关系，就极易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
他们会本能地倾向于维持现状，保住“自己人”
的饭碗和位置，哪怕这个“现状”
正在滑向深渊。
我注意到，会议纪要里提出“卖地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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