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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数额不是“520”
或者“1314”
，但很显然，是不用还的生活费。
可她做不到不还，尤其在他失势之后，她总觉得他句句话都在暗示自己还钱。
他明明骂同事“良心坏，写东西也会变坏的”
，“九莉知道是说她一毛不拔”
。
两者之间好像没有这么强的关联吧？
她对这笔债务太耿耿于怀了，不管什么事，她都能曲曲折折想到“还钱”
上来。
但她心如铁石地想：“吓不倒我。”
她铁了心不还钱，不是她贪婪，而是在她的债主排行榜上，情人名列第二，第一位是她妈。
当年九莉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投奔她妈，花了她妈不少钱，读书，看病，听上去都是当妈的义务，但她妈并不这么看。
她妈是个界限感很强的人，人生计划里原本没有养育她这件事，九莉投奔过来是突发事件，母亲觉得女儿害自己破费了。
这个叙述有现实基础，张爱玲《私语》写：“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
九莉把金子还给母亲时，母亲哭了，当年抱怨归抱怨，并没有指望她还。
但九莉轻松了，她不想做那个一直被审视被怀疑是不是“值得”
的人。
情人的钱，后来当然也是还了。
但欠电懋的这笔钱有点难办，张爱玲原本寄希望于给电懋写《红楼梦》剧本挣点钱，但电懋担心邵氏抢拍《红楼梦》，拿到张爱玲写的剧本后迟迟没做决定。
宋淇权力有限，夹在张爱玲和公司之间，有点难做人，他不是长袖善舞之人，表情就有点严肃，敏感的张爱玲解读为“每天都有生气的反应”
，联系到那笔债务上去。
这种无言的对峙，一直延续到张爱玲离开香港时，不过张爱玲在香港的最后十来天是住在宋淇家的。
张爱玲跟赖雅说：“他们不相信我的剧本，我不相信他们付费，拒绝多花钱住旅馆。
一团糟，却为此生最不愉快五个月的适当结局。”
宋淇之子宋以朗回忆：“我需要让出睡房给她住，我住客厅喂蚊子。
她给我的印象很简单，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子，深度近视却不戴眼镜，看东西需要俯前，喜欢吃隔夜面包。
另外整天躲在房间写作，偶尔出来一起吃饭，与小孩无甚交流。”
就是互相躲着，另外，连人家小孩都不愿敷衍，这是真的不想好了。
这笔钱后来什么时候还上的不得而知，但张爱玲回到美国后，和宋家的友谊渐渐还是恢复了。
应该是因为宋氏夫妇一如既往地赤诚待她，继续帮她接洽各种业务。
1962年底，宋淇离开电懋，张爱玲的同学翁美丽的丈夫正好也在电懋，张爱玲开始跟他合作，这件事让宋淇不太高兴，但待她之诚未有改变。
1965年，宋淇热诚地将张爱玲推荐给出版商平鑫涛，解决了张爱玲后半生的经济问题。
1966年，张爱玲委托夏志清帮她谈电影版权，说：“这件事不能找宋淇，他为了从前我写剧本的事夹在中间受委屈。”
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想明白的。
张爱玲处理人际关系，惯于决绝，对母亲，对弟弟，对炎樱，皆是如此。
她小说里的人，像《半生缘》的世钧和曼桢，《多少恨》里的虞家茵，《金锁记》里的长安，也是稍有嫌隙就想着撤退。
她和宋氏夫妇的关系是难得的例外。
因宋淇和邝文美无条件地对她好。
张爱玲在他们这里，得到了在亲人和情人那里没有得到的爱和信任，让她放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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