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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相康国公，在进宝训于朕时，曾与朕言：人主之所当学者，观古圣人之所用心，论历代帝王所以兴亡治乱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讲爱民利物之术，自然日就月新，德及天下！”
“朕于是笃而学之，以求日就月新！”
文彦博听着，一楞一楞的，条件反射般的道：“陛下圣明！”
赵煦看着，嘴角微微翘起来。
和孔孟的经义一样，死掉的先帝，同样不可能再从棺材起来，解释自己当年的言行了。
而大宋士大夫们，连孔孟两位圣人，都可以直接沟通，然后宣布自己已经知道了圣人的‘真意’，参悟了当年‘圣人们’的用心。
自然不可能放过‘先帝们’。
所以，这所谓的《三朝宝训》，其实就是一部士大夫们出于他们自己利益需求而人为编纂、摘写的所谓‘祖宗圣训、宝训’。
其真实性，不是没有。
但大体类似现代的《读者》、《知音》。
上面摘录的、截取的事迹、对话，都是被美化过、粉饰过的，甚至有些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还得打一个问号！
为什么？
因为，经筵官奉旨编纂《三朝宝训》的时候，循的是仁庙朝的故事。
而在仁庙时代的《宝训》，大量采用了民间流传的故事。
甚至直接参考了石介私修的《三朝圣训》。
有了这个前例，无论是韩绛还是吕公著，不管是范纯仁还是吕大防，都在这《三朝宝训》的编纂过程中，大量采用了符合他们意识形态和立场的民间故事。
好多事情，甚至是直接拿着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以及其他旧党士大夫大臣的私人笔记里的故事照抄。
所以，后来李焘写《续资治通鉴长篇》的时候，看到那些留下来的各种《宝训》、《圣训》的资料，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他发现，这些《宝训》、《圣训》上的好多事情，实录找不到，国史上也没有记录。
甚至连年月日都模糊不已，只能勉强靠着谈论的君臣来推算大概年月。
赵煦当然也不会惯着这些士大夫们。
新闻学嘛。
搞得好像他不会似的。
和尚摸得，贫道自也摸得！
“所以，太师，朕这是在循祖宗之法，用祖宗爱民为本，以天下为先，社稷为重的理念，来行祖宗‘重牧宰’、‘体大臣’故事。”
说着，他就开始背起来了，他自己摘抄的那些片段。
大体上都是仁祖如何、英祖如何、皇考如何。
其事迹也都是，三位先帝，重用、亲近并信任大臣，放手施为，最后在这位贤臣、能吏辅佐下，终于将某某地区的叛乱镇压或者灾荒安定下去。
其中，甚至还有文彦博自己的故事。
“仁祖庆历中，贝州兵变，天下震动，仁祖叹曰：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日日上殿何用？”
“时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为枢密副使，闻而慨然，乃乞见仁祖，奏以贝州之事，述安民平乱之策，进抚赏大军之言，仁祖乃喜，曰：朕以军国托付爱卿矣！
乃拜宣抚使，出平叛逆……”
文彦博听到这里的时候，终于知道是哪里不对了。
因为这位官家，在逆练‘三朝宝训’。
他直接将三朝宝训里那些被精挑细选出来的‘三圣’宝训、圣训、事迹，自我加工了一遍，然后把这些事情自己拼接了起来，形成了一套他自己的逻辑。
偏偏，这逻辑还挺通顺！
甚至，已经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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