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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佑元年（1056年），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十九岁的苏辙随父进京，准备科举。
次年，嘉佑二年（1057年）的科场，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璀璨的一页——主考官欧阳修读到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拍案叹服：“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
快哉！
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渑水燕谈录》）因怀疑此文是门生曾巩所作，欧阳修将其置为第二；复考《春秋》对义，苏轼又夺第一。
最终，苏轼以“进士及第”
位列全国第二，与弟弟苏辙同科登第，“三苏”
之名震动汴京。
时人评价，苏轼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
（苏轼《文说》），既有韩愈的雄健，又有庄子的超逸。
欧阳修更预言：“三十年后，世人不复知我名。”
（《与梅圣俞书》）——这一预言很快成为现实：至南宋，苏轼已被尊为“一代文宗”
，其文集《东坡七集》刊刻于两浙、福建等地，成为士子必读经典。
二、初入仕途：理想与现实的第一次碰撞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通过“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考试，获“第三等”
（宋代制科最高等级），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这是他首次离开父亲，独立踏入仕途。
然而，从地方到中央，从改革支持者到质疑者，他的政治理想很快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
2.1地方历练：凤翔的“循吏”
实践
凤翔（今陕西凤翔）地处西北，是宋夏对峙的前线。
苏轼到任后，发现当地百姓深受“衙前役”
之苦——官府强征民夫为官府运输物资，稍有延误便“破家破产”
。
他上书朝廷《论衙前役事》，建议“以官榷酒务羡余钱买扑坊场，募民输钱免役”
，既减轻民负，又增加财政收入。
此策虽未被完全采纳，却展现了苏轼“务实为民”
的政治智慧。
此外，凤翔多旱灾，苏轼常“斋戒祷雨”
，甚至“以身代牲”
（《喜雨亭记》）。
他在《和子由蚕市》中写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
这种对民生的关切，并非空泛的口号，而是贯穿其一生的政治底色。
2.2变法风云：从“拥护”
到“质疑”
的转折
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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