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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策略并未成功地让警觉的弘历改变他的初衷。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
叫魂危机的文献记录所折射出的是一种双重的图像。
其中那幅粗线条图像勾勒出的是每日进行的对妖术的清剿。
而那幅比较隐晦不彰的图像则透露了文献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从这重叠的图像中，我们可以联想到中国帝制国家的两个侧面：它既是一种工具（其功能是根据满清皇室和满汉精英层的利益需要来管理国家），也是一种制度（其功能是在不同政治角色之间实行权力分配和地位分派）。
国家作为一种工具（我将之称为“政府”
），同我们对于政府的常识性理解是相符的：它是为完成诸如征税、治安和战争之类的任务而建立起的组织机构。
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我将之称为“官僚君主制”
），则是由那些生活于等级秩序之中，其生涯取决于声望和权力、黜陟和安全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所构建而成的。
当我们解读由“事件”
而产生的文件时（不管这文件是关于税收的常规公文还是关于叛乱的紧急奏报），都必须要么把它们当作关于外在现实的描述，要么将它们视为文件作者政治需要的反映。
（所谓“政治需要”
，当然并不一定是狭隘的私利，也可以是文件作者从原则出发对部门利益的捍卫。
）人们在制度中的相互关系同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
绝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事件”
使得国家作为工具和制度的两个侧面各自因对方而具有了意义。
虽然“事件”
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并无确切的定义，但在中国的官僚实践中，它却是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用词。
“事件”
有一个开端（当有人首先引起事端）和一个结尾（当某人因处理事端的方法而受到赏罚）。
一个官员的仕途取决于他的表现，而他的表现则取决于他处理具体事务的优劣。
赋税是否已经征齐？
罪案是否被及时破获？造反是否被阻止或平息？水患是否获得了治理？灾民是否得到了赈济？等等。
就可叙述性而言，一次明显的成功或失败就是一个“事件”
。
一般来说，是“事件”
给了官员以机会去弹劫他人，也是“事件”
使官员得以因自己的长处而受到赞助。
“事件”
作为一种机会，不仅可以为一个人带来幸运，也可以同时服务于上司和下属的需要，并编织起使一个人得以在公共生活中立足的人际关系。
所以，除了维持帝国的秩序以外，政府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即为官僚君主制的运作提供象征性的资源。
正如官僚君主制靠中国社会的经济剩余为生一样，它要以社会中的“事件”
为原料来推动制度内部各种关系的运作。
官僚君主制的内在机制则对所有这些“事件”
进行加工，使它们转换为权力和地位。
像官僚君主制下的任何其他关系一样，这一制度的主轴——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也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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