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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子轻声道：“那这就是我与先生不同的地方了……当然，我能理解你的意思。
做海商海盗的人居无定所，四海为家，赚了一笔后拔腿就能走，根本不必考虑后续的结果。
但我们毕竟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人，祖宗家宅所在，千年万年移动不得；所以不能不考虑长远，也不能不留一条退路。”
这话就有些太过分了。
什么“海盗”
，什么“拔腿就跑”
，真是听得儒望青筋直跳，恨不能鼓起眼睛奋力辩驳。
但还没有等他组织好语言，穆祺直接打断了他：
“其实我也很了解欧洲的作风，甚至私下里也有些不能言说的羡慕——抛弃伦理，抛弃道德，抛弃一切底线来追求利润，将殖民地榨成一个再也挤不出汁液的橙子，这是多么痛快、多么肥美的买卖！
甚而言之，每次在思索处理倭寇的最终方案时，这种邪恶的欲·望都会不由自主地从我的心底生出来……但没有办法，有的事情就是不能做的，这是几千年的经验之一，不能由个人的好恶来左右。”
“——喔，当然，不能做不是因为做不到。
实际上，从一千七百年前武皇帝荡平漠北之后，中原就基本奠定了对蛮夷绝对的武力优势；如果想要竭泽而渔，彻底摧毁周遭所有的秩序，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强盛的汉廷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陆地上的邻国终究是搬不走的；肆意摧毁蛮夷秩序榨取利润，只会在周遭制造出顶风臭三丈的大粪坑。
陆地上的邻国永远也搬不走，这种大粪坑里外溢出的每一坨粪便，都会精准的灌回朝廷的嘴里。”
这话说得实在是恶心，实在是刻薄，但委实也难以反驳。
如果纵观《史记》、《汉书》，结合后世考古的结果，那炎汉四百年纵横无敌，历代拓边的汉使或精明或凶暴或蛮横，甚至有和太后搞私通的迷惑神人；但无论对待蛮夷上层的手段多么粗暴狠辣，在真正控制了外藩小国之后，却都还要尽力安抚平民维持秩序，甚至组织驻军搞一搞兴修水利引种粮食之类发展生产力的操作，而绝不敢效法泰西人的刮地三尺，把路真正走绝了。
这种谨慎当然不是出于道德（你对到处发动宫变的汉使谈道德，长安恶少年听了都想笑），而多半是出于无可奈何的实际：汉军当然可以把蛮夷嚯嚯成一滩烂泥，摧毁文明摧毁秩序摧毁当地经营的一切，敲骨吸髓的夺取利益；但秩序崩塌之后，万一从烂泥中窜出来什么打劫商队的劫匪、蝗虫一样四处骚扰的难民，永无止尽的恶性犯罪乃至□□作乱，那就不是远在天边的大汉朝廷可以控制的了——你把家门口炸成了粪坑，就别怪粪坑里的苍蝇往你的饭碗里爬。
小国抵挡强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躺下来死给你看。
大汉花了几百年明白这个教训，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忘记。
所以，这就是宗藩朝贡制度能够长久存续的原因之一。
作为顶级的强权，中土可以当外藩小国的大爹，可以索取供奉和恭敬，建立自己满意的国际体系。
但无论国力再如何悬殊，中土都必须给蛮夷留一条活路，尊重外藩的秩序与稳定，甚至还得输出输出先进技术，拉扯一把自己的穷邻居。
这种克制与其说是出于儒家的仁义，倒不如说是因为眼不见为净的利益——历朝历代的中原皇帝陛下，你们也不想在国境内看到蝗虫一样的蛮夷难民吧？
儒望的嘴角抽动了：
“……我不明白，这和吕宋及西班牙人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吗？”
世子反问他：“我查阅了佛山等港口的记录，发现五年前与九年前广东爆发过两次鼠疫，两次都是在对外通商的港口发作的，所幸规模不大，尚能控制而已。
再询问往来的商贾，发现广东爆发瘟疫之前的两个月内，西班牙人控制下的吕宋岛刚好也有大规模的鼠疫疫情——吕宋是广东最重要的对外贸易点，这两者就真的毫无关联？”
“世子说的鼠疫是指——”
“我问过了当地人。
如果用你们的话说，应该叫黑死病。”
果然搞辩论就是要抓住对方的软肋，儒望只听到了“黑死病”
三个字，脸色刹那间就白成了一张纸。
作为昔年横扫整个亚欧大陆，叱咤风云百余年，豪取人命两万万的天字第一号瘟疫，即使至今时过境迁，历史中残存的那一点恐怖仍旧令人不寒而栗。
作为创巨痛深的欧洲人，读《十日谈》长大的欧洲人，儒望甚至下意识开口反驳，哪怕失去礼数，也一定要否决这个可怕的阴影：
“世子怎么知道那是黑死病？关于黑死病的流传，医学家至今莫不能决断……”
“因为我国有详细的记录。”
世子淡淡道：“佛山的仵作曾经解剖过病死者的尸体，留存下了大量的档案。
‘结节肿大’、‘皮肤出血变黑’，阁下觉得这还能是什么病症呢？”
最后一丝侥幸也被消除了，儒望端坐不动，只觉彻骨凉气从头顶灌入，几乎将血液冻成寒冰——自十三十四世纪的大瘟疫之后，黑死病在欧洲绝迹了一两百年，种种恐怖多半都已经成了传说；但当传说的阴影照进现实，那简直是比地狱还不堪忍受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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