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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幸福,逃离种种困境,虽在“磨盘”
中,磨得血肉淋漓。
打开书,祝福这些蚂蚱们吧,让他们脱离贫穷,拥有平等、安全和幸福。
11、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也许再过若干年,蚂蚱和三虫儿的后代读这本书时,就像现在的人读关于“文化大革命”
的故事一样,但这个结果一定与蚂蚱和三虫儿这一代人阅读这本书或与此类似的书并学会思考有关。
我希望城市的孩子好好读读这本书,并懂得他们和蚂蚱与三虫儿们原本是一类。
12、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
“爷爷七岁去要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上学堂”
。
这句话的前半部分说明了万恶的旧社会老百姓的悲苦生活,后半句说明了新社会孩子们的幸福景象:有学上,就能够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的生活。
显然,新社会的幸福景象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蚂蚱的故事告诉我们,穷人的孩子要都能高高兴兴上学堂,即使到了今天,依然需要我们艰苦的努力。
蚂蚱的故事,让我深深感动。
13、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当前,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的命运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与此同时,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在悄悄浮出水面,那就是像野草一样顽强成长着的农民工子女的公平权利问题。
《草根儿》采用冷静的写实手法,描述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艰辛生活历程,它既是在吁求社会给予农民工子女公平的待遇,更是在向每一个人发问:同样是中国的国民,农民工及其子女何以如此遭受命运的折磨?面对他们,我们该想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不但少年儿童读者需要认真阅读本书,成人读者尤其是城市的家长们,更应通过阅读本书,问自己也问自己的孩子:大大小小的蚂蚱们,和我们有什么两样?对类似蚂蚱的农民工子女,我们是该无视他们、忽视他们,还是该热爱他们、帮助他们?
14、信力健(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总裁):
农民工是最基层的国民,我们不能抛弃、歧视他们,而要公正地对待他们;他们的孩子更应该得到最公平的对待,如果他们不能够及时融入到城市之中,将对未来的社会潜藏着巨大的隐患。
借《草根儿》这部小说,我呼吁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来关心农民工和他们孩子的命运。
而关注他们的命运,正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命运。
15、刘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刑法室副主任):
在讨论农民工的时候,我们似乎没有对农民工的孩子给予足够的关注。
事实上,无论是那些随父母进城的孩子,还是被父母留在家里的孩子,他们心灵上对人间冷暖和亲情别离的感知,又有谁说不如我们的成年人呢?
曹保印先生的《草根儿》,从当代农民工的孩子的生存处境着眼,为我们记录和保留了一个很好的知识样本,我相信若干年后,任何一个想了解这个时代的人,都能从阅读本书中获益。
作为一个法学工作者,我亦深信:光靠法律的制裁不足以有效地治理社会,更重要的是,要改善民生,以防患于未然。
农民工的孩子在我们下一代中将继续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法学家们如果不去关注这一群体,将是严重的失职。
16、陈家琪(同济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自小在城里长大,直到文革后期到农村插队落户,对农村的孩子怎样读书,怎样生活并不了解,一是因为当时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的永远是光明面;再就是自己的麻木和漠不关心——以为自己该关心的只是全世界三分之二尚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
现在,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类似于蚂蚱这样的事多了起来,自己也知道了更多更悲惨的故事,但我怀疑自己是否又陷入了另一种状态的麻木与漠不关心之中。
在作者的提醒下,我能作些什么?这会始终是一个问题。
17、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民工不是贱民,作为共和国的国民,同样有为人的尊严。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文明,不是看社会上层有多少人物,而是看像大大小小的蚂昨们这样社会底层,能否都活得像一个人。
18、丁东(著名学者、大型丛书《口述历史》、《大学人文》主编):
童话离我们很远,生活离我们很近。
小说《草根儿》继承和发扬了从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到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的人道主义传统,主人公蚂蚱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就在我们身边活着。
面对他们,不论是少年学生,还是成年读者,只要你良心未泯,就无法闭上眼睛。
19、倪乐雄(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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