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徭役在明朝基本上分为三种：里甲、杂泛、均徭。
大概意思就是按照官府的要求修桥补路、打更、抬轿子等等。
明朝对于官绅士人从来没有免赋税的说法，不论官位多高，只要官府没说你不需要交，原则上都得按照田亩数量交税。
不过仅是在役上有所优免，优免的也仅仅徭役中的均徭与杂役，而里甲中的正役从来就不在优免之列。
各地方州府根据实际情况掌控、把握徭役的征派。
拥有的田亩越多，服的徭役也就越多。
明朝为什么对徭役进行优免呢？
朱元璋认为官员是读书人，从事脑力活动，既然当了官就和种地的百姓不一样。
况且，官员远离家乡，也不可能在当地政府摊派徭役时回去，里甲中的杂役就不需要承担了。
明初优免官员也仅限于在京任职的京官，更不用说举人、秀才了。
明初，有军、农、匠籍，压根就没有商籍。
商人还是挂靠在农户下面，商人地位太低了。
朱元璋从小生活苦，见惯了世间险恶，对商人很是厌恶。
所以朱元璋基本上不重视商业，并且重农抑商，四大案趁机还杀了很多的商人。
明初，朱元璋为了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严格限制人口流动。
凡是人员离开居所百里之外，必须得出示文引，没有文引必须送官，纵容者同罪。
没有路引到处跑的，全给你抓起来治罪。
朱元璋觉得，作为农民，你就老老实实种地，不要瞎跑；军户就在卫所好好种地，敌人来了你就打仗；商人你就拿着路引各地经商，不要到处跑。
只要不到处跑就不会乱，如此，江山才能兴盛万世。
朱元璋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建立一系列制度，确实保障了皇权稳固。
针对皇子皇孙犯法，有《皇明祖训》；针对百姓，有《大明律》。
朱元璋引发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只是针对犯法的官员与骄纵不法的勋贵。
蓝玉案，纵使朱元璋杀蓝玉有些私心，但那也是为了保证子孙统治的稳定。
因为建文皇帝朱允炆没法掌控日益骄横的勋贵集团，朱元璋才狠心痛下杀手。
朱元璋对种地的百姓还是很好的，就是不怎么待见商人。
所以，朱元璋在死以后就被文官集团抹黑，《大诰》也被文官集团置之不用。
每个制度都有其利弊，无论是路引制还是军户制。
路引制严格限制各州县百姓的流动，促进了王朝一定时期的内部稳定与国家强盛，却禁锢了工商业的发展。
但是随着皇帝、士绅、各处的大户进行土地兼并，多数百姓生存不下去，部分沦为大户的佃农，底层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明末时期南方地区工商业发展极为迅速，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军屯制在朱元璋设立初期，为王朝边疆的稳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内的军户军士逐步沦为将领的家奴。
克扣军饷，任意打骂，卫所内的士兵大量逃亡。
因此，就导致了明朝多数地区的卫所兵作战能力低下。
其实，早在洪武时期，就有卫所军户大量逃亡。
后来，多数卫所已渐渐形同虚设，嘉靖朝时期的倭寇肆虐沿海就是最好的证明。
突然刘卓想起一句话“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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