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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寿帝的应对方法简单粗暴得多,他从康元十六年清田之事归因,得到的解决办法是大范围地将县一级的主官,全部都换掉。
他将清田一事与地方官的政绩挂钩,绝不允许出现地方官和乡绅地主互相勾结,瞒报朝廷一事。
这种一刀切方法奏效的前提,必须是朝廷对地方控制力达到空前的强盛。
可若是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达到这样强盛的程度,地方又哪来这么多隐田呢?
这也是康元十六年时,一个政令行不通,康元帝就选择迂回地退一步的原因。
两败俱伤,对谁也没有好处。
那时选择不直接丈量田亩数,而是从收成去推算田亩,这个计算方式尽管很粗疏,但至少在基层能执行下去。
从朝廷法度的延续性来说,这应该只是康元帝的第一步。
做皇帝的,这一步往后退,大概率不是因为真的怂了,而是为下一步的法令做铺垫。
户帖制就是在这时候完善的,户部根据各地汇总上来的徭役、税赋两项数据,来对整个天下做出粗略的计算。
再由此,对每一个大项进行细分。
事实上,即便是粗疏的数据也得来并不容易。
以往的基层数据采用的是更原始的结绳计数法,在家门口打一个结,就代表一口人。
基层的胥吏们按照结绳数量,造册登记。
当然,这里需要有两位村民与一位熟悉村里大小事的老人在场见证。
按了手印,胥吏们再做登记。
这便是缴纳人丁税与徭役的依据了。
而田税的计算则更加灵活一些,都是通过当地的亩产来做折算。
永寿十六年那个折中的户帖法其实就是细化了具体的折算方法。
永寿十九年,则在户帖制的基础上更侧重家产的部分,例如家中有多少铁制农具,有多少牲畜等等。
其实从延续的角度来看,是一步步在为清田做铺垫的。
从前两次缓慢的改革中层层递进,既能不过度激化基层矛盾,又能培养出一批实干的基层人才。
——只可惜康元十九年开始,户帖制就已经难以为继了,这种延续性已经完全被中断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一个皇帝往往就会颠覆前任的行政主张。
事实上如今面临的地方乱象其实同康元十六年时遇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比起当年来说还多了一个裹乱的地方父母官。
结果就是地方乱象持续时间更长,乱得也更加彻底。
所以——
谢柏峥的这两篇文章就是从这两点入手写的。
其一,朝廷要加强基层人才储备。
因为清田真的是个技术活,地里的田亩又不都是方方正正的,计算起来十分有难度。
吏部选拔第二批人才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加上了一道算学题来选拔。
可这也只是一个勉强应对之法,因为计量田亩有个专门的学术名词,叫做方田之术。
相比于懂得方田之术来说,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
所以,不仅要会丈田,还要有基层经验。
只有朝廷政令,而对当地情形一无所知的父母官,只能是个糊涂官。
朝廷第一批派下去的那些寒门进士哪一头都不占,所以各地才会乱象四起。
若只是糊涂倒还罢了,若是再为了自身政绩罔顾百姓生计,就会闹出董继荣那样的事。
其二,朝廷要加强政策的延续性。
康元十九年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再不成如今的永寿二年也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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