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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锐看到夏侯雨睡在床上，拉开柜子抱了一床被子到露露的房间去了。
冬天的塔里木盆地，田野里蒙着一层厚厚的冰霜，透过那层厚厚的冰霜，可以看到下面僵化的土地，硬实而干裂。
都说冬天是苍凉的季节，其实，冬天是在寒冷的风霜中积蓄着力量，在萧萧的寒风里吟唱着洁白的亮丽和不屈的坚毅。
进入十二月份，五一农场党委又要开始调整基层领导班子了。
因为每年都有一些基层干部或到龄退休了，或是病退了，需要进行补充。
这几年来，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要配强党支部书记，也就是对工作能力强的领导干部，要往党委书记和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岗位上调整，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些事。
虽然有的年份只是作微调，但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钟海涛对场党委年终的干部调整倒不是很在意。
因为作为一个农场普通职工的子女，这些年来，从担任基层分场场长到入党后再调整为党支部书记，和新调来的场长侯建华合作得很愉快，工作上也很顺心，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虽然没有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观点，但他从没有奢望过还要有什么大的作为。
可人往往就那么怪：往往拼命去追求的东西却并不容易得到，没想得到却又偏偏得到了，正应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
那句话来。
钟海涛也是其中之一。
原来，五一农场宣传科长龚建民已经退休回上海了。
新任科长谢云南一个人忙不过来，要求再增加一个人，同时宣传科编制也缺少一个人，考虑到钟海涛经常在报纸发表文章，十五分场的党支部和宣传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又能吃苦，这几年在十五分场工作期间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五一农场党委组织部门经过综合考量，上党委常委会研后究，决定调钟海涛到五一农场宣传科任副科长。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突然让钟海涛在组织科长龙新国面前应该怎样说话都没想好。
当龙新国随同分管组织部门工作的五一农场党委常委、副政委宫向阳到十五分场宣布场党委这一决定，并让他作表态性发言时，他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感谢场党委的信任，我想……我想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尽快转换角色，做好本职工作。”
往下再也想不起要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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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农场党委常委、副政委宫向阳说：“钟海涛，我调到五一农场以后，就听说你主持过文艺节目，并听原副政委陈方说你的文章写得也特别好，当了支部书记后，在职工们面前说话也是一套一套的，怎么这时候说话粘粘糊糊的？我想这可不是你的工作作风呀！”
钟海涛的脸更红了，仍然想不出要说什么话比较合适。
组织科长龙新国已经看出了钟海涛的窘相了，连忙解围似的笑了：“好啦，好啦，不难为咱们的钟秀才啦！”
“考虑到宣传工作很辛苦，场党委决定将你的爱人也一起调往场部，安排在加工厂当棉花检验员。
不过她需要学习培训，拿到棉检资格证书后，才能上岗工作的。”
龙新国宣布的这个决定让钟海涛更加吃惊了，因为作为土生土长、从没有离开过五一农场的他知道，这几年来，农场棉花检验员这个职位在老百姓的眼里，那权力比场党委书记和场长都要大。
随着兵团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五一农场的承包方法也发生了根本的性变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将棉花拾回来返好工后集中上大垛堆放，然后再由单位集中交到加工厂了。
实行“两费自理”
和土地长期固定以后，每个承包户将采摘回来的棉花自己堆放自己返花自己交到加工厂了。
棉花承包户全年收入几乎就靠棉花，而棉花的品级的确定和水分的测定以及杂质的扣除等等，也是决定他们收入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同样生产的棉花数量，如果品级不一致，收入就相差很大。
一个级别往往相差两三毛钱，一个职工承包四十亩地的定额，总产近两万公斤，如果相差两个级别，就能相差五六千块钱。
这还不算，如果年终场里的经济效益比较好，还要奖励棉花品级好、产量高的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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