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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和政府对淡马锡已经是耳熟能详了，这三个字本是马来语“海边城市”
的音译，也是新加坡早年的旧名，最早出现在郑和航海带回来的地图上。
一九七四年，淡马锡成为新加坡财政部用于控制和保值增值国有资产的主权财富企业的名字，截至目前。
淡马锡所管理的投资组合净值超过六百亿美元。
亚洲金融风暴以前，淡马锡平均可以维持百分之十八的回报率，亚洲金融风暴后，新加坡经济遭重挫，淡马锡处境艰难，去年的平均回报率则跌落到百分之三。
去年，时任新加坡科技公司CEO的何晶受任于败军之际，被新加坡政府任命为淡马锡新总裁。
何晶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之子李显龙的续弦夫人，新加坡科技是淡马锡一家未上市的控股公司，负责工程、技术、军事以及地产等业务。
何晶和李显龙时常意见相左，李显龙当时虽然是财政部长，但他不能做任何片面决策，他只是一个团队的一分子而已。
何晶出任淡马锡总裁，李显龙老大不情愿，因为这意味着将出现一个尴尬局面，太太需要向自己汇报工作。
为此淡马锡专门修改董事会章程，由何晶向一个九人董事会汇报。
不过在何晶进入淡马锡的第二年，也就是今年，公司预计能够创下了七十四亿新元利润，是她进入淡马锡之后第一年所获利润的三十倍，为新加坡GDP带来百分之十的贡献。
何晶对淡马锡作了一项现在看来及其重要的战略决策：不再将主要的投资放在新加坡，仅留三分之一在新加坡，三分之一在亚洲，另三分之一在亚洲之外。
这个对深受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后，刚恢复元气的新加坡来说，是一个不容易被理解的决定，毕竟每个国家都希望尽量留住投资。
出乎意料的是。
淡马锡在中国的投资，很快获得了历史性的机遇和巨大的回报，这其中最受外界瞩目的就是饕餮了中国银行业盛宴。
淡马锡最早进入中国大陆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投资项目五花八门。
但真正大举进入中国还是在去年之后，起得早不如赶得巧，积极进入中国的淡马锡迅速抓到了中国金融行业改革的大好时机，参与了其中的资本盛筵。
在一些协议框架之下，淡马锡将协助中国银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包括向中国银行推荐一名董事候选人，除着力提升公司治理外，淡马锡将利用其在亚洲金融业的网络，协助中国银行发展人才资源和科技基础。
淡马锡与中国金融业的关系不止是简单的投资，他们还进一步尝试联手中国金融业投资国际市场，发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
尽管新加坡长期由人民行动党执政，但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经营运作基本不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与私企一样，董事会是公司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
可以说，政企分开，市场化运营国有企业，是淡马锡模式成功的关键。
作为国有企业，淡马锡不存在对政府财政的软预算约束依赖。
相反。
该公司通过公司化运营，不仅能按照企业标准向财政系统上缴税收，更可以籍所有者权益的规则，向政府出资人输送投资收益所得。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淡马锡模式下的国有企业实质上起到了政府控制金融部门的作用。
淡马锡模式的一个核心思想，是通过政府全资持股控股公司的方式，透过控股公司这个平台，以财政财力向企业投资，体现政府作为企业最大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通过控股公司在各企业董事会中的影线力，完成政府对市场中经济体的间接控制。
另一方面，政府不直接介入企业的公司化运营，也不直接干预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让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盈利。
届时，又通过控股公司的管道分取收益，形成良性循环。
淡马锡特有的模式以及在中国成功的投资运作，客观上为中国培育了高级金融人才，无形中起到了培训基地的作用。
但是，这些人的经营理念，则也受到了淡马锡的严重影响，实际上危害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此时范亨才在香港呆了一天，就已经传来了消息，说是尽管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口出狂言积极**，但是淡马锡方面却已经开始私下运作，企图通过捐助来缓解有可能出现的来自于中国方面的反击。
“刚刚收到的消息，淡马锡与旗下的六家新加坡公司打算一起捐助二十台医院使用的呼吸机和两台给民航总局使用的热成像扫描仪。”
范亨对儿子范无病说道，“并且何晶还写信给吴副总理，说看到我们与非典的抗争，他们很受鼓舞。
希望能够表达他们对中国这个重要任务的信心和支持。”
“切，这才值几个钱。”
范无病鄙夷道，“让吴作栋把说出去的话在反过来说一遍，我回赠他两百台呼吸机，够他子子孙孙用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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