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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古训《增广贤文》中曾说：“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意。”
动物尚且知道孝道，更何况人呢？然而，事情往往就怕矫枉过正。
曾子所提倡的孝本身对中国传统美德的塑造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结果却也摆脱不了被束缚的命运。
在宋明之后，甚至有一种观点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
。
类似这种“变态”
的观点还有很多，而在很多人印象中，这些观点都来自孔子，其实不然。
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而孝道成为系统理论则归功于曾子。
曾子可以说是儒家孝理论的集大成者。
《孝经》作为儒家论述孝道的一部经典，其全面性和浓厚的政治化色彩标志着儒家的孝道理论达到了顶峰。
而孔子曾批评曾子：“人不可以不孝，但不能愚孝。”
原因在于曾子的孝道理论过于极端。
曾子的《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诚是孝的延伸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绝对化、神秘化、政治化，成为“以孝治天下”
的理论依据。
曾子认为，忠君可以作为家庭伦理观念“孝”
的组成部分。
他在《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说：“事君不忠，非孝也；立官不敬，非孝也。”
这表明，忠君的忠义成为孝的一部分，不忠君就是不孝。
这意味着在曾子的理论中，忠已经被纳入孝的范畴，孝所适用的对象由子女对父母的孝，变成了社会中的人对君主的忠诚。
汉朝以孝治国，按照“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的原则，要求地方郡国向朝廷推举孝子。
然而，这种做法逐渐被扭曲，形成了一种“愚孝”
“假孝”
的陋俗，并走向极端。
其表现一是欺世盗名，二是惊世骇俗。
而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四孝”
，恰恰就是这种极端化的产物。
但值得指出的是，“二十四孝”
是元代才出现的，而元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时期。
后代所谓的“压抑人性”
的礼教，如缠足等，正是在元代大兴的。
从“二十四孝”
的内容来看，并不符合传统孝道的本来观念，特别是“埋儿奉母”
等故事，更是灭绝人性。
它强调的是对父母愚昧的、甚至奴隶般的服从和忠诚，而这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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