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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遇害时，常荫槐亦乘一辆专车随行，遇炸时常本在张车厢中，至皇姑屯乃离车后行，闻炸声车停，常恰在两车厢接头处，致跌倒受轻伤。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他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
他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
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
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
，他如果不“立威”
，是无法站得起来的。
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
据说张学良在杀杨宇霆前数日，某日本人曾以《日本外史》一册寄赠张学良，并用红笔把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一段史事勾出来，暗示杨宇霆是德川家康，而以张学良影射丰臣秀吉。
德川是丰臣的家将，又是权臣。
日本人不是对张学良有所爱护而是故意制造离间，希望张、杨互相争权，互相火拼，替日本人造机会。
事实上杨宇霆也好，张学良也好，他们都是反日的，都不会和日本勾结。
张学良既有杀杨宇霆的动机，可是促成这个最后决定并不很容易，传说张每次受杨的气之后，就增加了杀杨的决心，可是仍然不敢下手，最后掷一块大洋做决定，张学良默祷说，如果三次都是“龙面”
，就要杀杨，结果三掷都是“龙面”
，这样才决定了杨宇霆的命运。
可是1968年据张学良告诉亲近的朋友说那不是真的，他并没有掷过洋钱，不过他对于“杀杨”
犹豫则是事实。
是什么缘故促成他一定要杀杨宇霆，据说是这样的。
18年元旦的后两天，杨宇霆母亲做寿，张学良和他元配夫人于凤至都亲往道贺。
杨督办的公馆群集东北显要，张少帅进入杨公馆时，杨宇霆不在家，可是客厅已挤满了人，大家对少帅的驾临并不以为意，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张学良于是也参加了牌局，隔了一会儿外边喊督办到，于是整个客厅都静了下来，杨宇霆昂然进了客厅，大家全都起立，和对待张学良的随便完全两样，张学良心里当然有点不痛快，而最不痛快的是于凤至。
这天晚上回到帅府，于凤至便对张学良说，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看看他那副德性，他眼睛里面还有你吗？杨宇霆之死，远因当然很多，近因却是杨母做寿这一天种下的。
18年1月10日午后杨宇霆和常荫槐联袂来见少帅，杨、常两人见张是要挟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任督办。
并且写好人事命令请张签字。
张稍做敷衍，推说晚饭后再决定。
杨、常遂告辞回家。
张于杨、常去后，即部署一切，晚饭后杨、常再来，张接见后，命副官取哈密瓜，副官去而复返，称瓜在冰箱，因夫人正在洗澡，不便上楼。
张乃云：“待我去取！”
遂出老虎厅，约一分钟，卫队六人，由万纪毅率领持枪步入，大声说：“奉长官命：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予处死，即刻执行。”
于是枪声大作，杨、常未及反抗即被击毙。
随后以地毡包裹两人尸体。
张随即命外交处长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告知已处决杨、常两人，此事不影响对日外交。
并向南京报告，杨、常两人妨碍统一，阻挠新政，已予正法。
张学良于杀杨、常之次日并亲笔函杨宇霆夫人云：
杨大嫂鉴：弟与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
……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请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揽垄断，不期骄乱成性，日甚一日，毫无悔过之心……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
关于家中后事请大嫂安心，弟必尽私情，父母子弟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
……已令潘桂庭、蒋建之办理后事，一切请同该二人相商可也。
弟良手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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