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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由汉口退到郑州后，其辖区是：北自保定，南至武胜关，靳云鹗在郾城设立司令部，日日言反攻而日日按兵不动。
按兵不动是靳的一贯作风，吴佩孚这时的处境实在很恶劣，一面是明敌，一面是暗敌，用两面作战来形容吴的处境还不够，简直是腹背受敌。
张作霖天天打电报问吴今后的动向，张意思是如果吴对付不了革命军，不如让出一条路给奉军，并且愿意把奉军交给吴指挥。
然而吴对奉军已有不敢领教之苦，南口作战的记忆犹新，所以他一再答复张说自己的力量足以挡住革命军，现在还不需要奉军加入。
吴退郑州时，以“南”
为敌，以“北”
为友。
事实上国民革命军是把吴佩孚当作头号敌人的，而奉张则满口吴二哥，叫得非常热络。
可是形势比人还强，如今的吴二哥是个斗败的公鸡，奉军把他看做挡路的瘟神，叫他让路他不让，对于他阻挡北伐军的能力也失去了信心。
吴只提防革命军出武胜关继续北伐，却做梦也想不到奉军将渡河而南，告急文书不自南来，而自北飞到，保定方面奉军逼迫吴军让防，齐燮元一再急电请示迎拒奉军的办法。
奉军表示孙传芳乞援于奉，所以奉军要肩起收复武汉的责任。
吴的地盘已变成张的障碍物了，大难临头各自奔，张、吴之间现在是各怀鬼胎。
当武昌城破之日，即奉军接防保定、大名之时，吴腹背受敌，内心之苦莫可言宣。
更令吴难堪的，是奉系和孙传芳密使往来不绝于途，盛传奉张和苏孙加强合作，奔走其间的，就是王占元，而靳云鹏希望调和张、孙，出山组阁，所以也热衷奔走。
奉直鲁军援吴问题使吴佩孚颇感困扰。
吴知道得很清楚，他与张作霖之间的账很难算，张作霖对他不会真心帮忙。
张宗昌和他还有很好的关系，张宗昌的帮忙比张作霖要有真意。
然而张宗昌军和他之间也存在一个症结，就是保、大问题。
保、大是吴的后方，也是唯一的吴军饷来源地，可是保、大又是直督褚玉璞的辖区，褚玉璞天天嚷着要接收保、大，害得负责保、大的齐燮元寝食难安。
奉、直、鲁认为控制北京，统一直隶，出兵援吴是奉、直、鲁的既定计划。
当吴佩孚退至河南境内时，吴的秘书长张其锽迭电张宗昌请援，不过吴本人不赞成奉、直、鲁出兵援救，只希望接济饷弹。
张作霖本无积极助吴之意，张宗昌倒是希望拯吴于危，可是直鲁军方下动员令，而吴佩孚挡驾特使已驰至。
15年9月30日吴派符定一到济南转达吴意，拟请直鲁联军暂时不必开入河南等待后命。
吴又恐怕符定一对于军事情况未能详述，所以又加派参谋长张国溶与刘绍曾及鲁方前派来郑州的代表童好古、常之英一同前赴济南谒见张宗昌，代表吴佩孚一方面向张表示谢意，一方面请张缓期出兵。
张国溶携有吴佩孚的亲笔函，内述已经开往保大的援军，请勿前进，未开拔的一律停止出动。
张宗昌对吴的各代表表示，鲁直联军南下应援义不容辞，既然吴玉帅认为目前还不需要，自当停止前进，直军既已开拔，骤然请其停止，恐褚督于内情尚不尽悉。
于是鲁张乃电邀褚玉璞来济，褚接电立即动身，午夜抵济，即赴督府会议，第二天清早原车返天津。
吴佩孚满以为褚军接收保、大事已趋缓和，怎知10月2日褚玉璞又由天津专车赴丰台转京汉线赴保定，一方面准备援鄂军事，一方面办理和平接收保、大事宜。
直隶保定副司令徐源泉亦由济南赶回助褚。
褚表示对吴部一切补给援助均属可能，但保、大既属直省范围，事权必须统一，何况由直隶出军援吴，保、大是必经之地，怎可不先行接收。
接济吴方饷械与接收保、大并不冲突。
吴佩孚的副帅齐燮元10月2日尚通电保、大两道道尹知事和各局所长，饬将应征之款督征催解，并饬勿离职守，可是褚玉璞抵保后，褚部谢玉田师也开入保定，事实上褚军已正式接防了。
北京城内也有变化。
北京政府本为吴佩孚所拥立，代理内阁总理杜锡珪既无权又无力，吴在鄂战败，奉张声势增强，而奉张宁要北京卫戍总司令，不要内阁，所以靳云鹏虽奔走于奉张和苏孙之间，奉方意态非常冷淡。
10月1日杜代阁辞职专任海长，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潘复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内务总长，其实这时候的北京政府已更不被各方重视了。
同日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就任北京卫戍总司令。
奉张入京后，奉系所注意者为河南。
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其部下靳云鹗反吴于前，而田维勤、寇英杰又不合作，魏益三又与田部同驻，寇乃感势益孤单，河南纠纷迭起，奉军入豫更形迫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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