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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陆续打开汉阳门放他们出城，由于难民太多，每天只能放出2000人左右，且争挤淹死的很多，我听了很是伤心。”
记者问他是不是反对革命，他说：“今天我已战败，还谈得上反对不反对，我只是凭良心说话。
吴大帅主张也许不对，但人格很高，对我更有知遇之恩，我所以明知不能守而要苦战，就是报答吴大帅。
我自知殃民危害地方，一死不足以谢罪，今既被俘，把我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赎罪吧！”
刘一边说一边做割肉的手势，新闻记者听了他的话，几忘其为反革命之战俘，却佩服其忠义之气概和视死如归的人格。
蒋中正宽大为怀，陈嘉谟和刘玉春都获释。
刘回天津贫困无以为生，落拓而死。
这是北洋军中一颗彗星。
吴佩孚在武汉苦战，望孙传芳之援如大旱之望云霓，然而孙传芳则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孙传芳是王占元的部将，他在王占元下面并不得意，他的崭露头角完全是吴佩孚所提拔，这是民国10年湘军援鄂之役，当时孙是败军之将，却为吴所看重。
当民国9、10年间，王占元在北洋军人中和吴佩孚不相上下，仅次于曹锟、张作霖两巨头。
湘军攻鄂时，王在湖北不堪一击，乞援于吴，吴虽派萧耀南来援，却袖手旁观，坐待王占元的垮台，乘机攫取了湖北。
此后吴虽重用孙，孙则认为江山是自己打的，对吴仅有互相利用的关系，无所谓知遇之感。
所以当吴独力抵挡革命军的攻势时，孙暗自欢喜报了当年萧耀南按兵不动，坐视王占元失败之仇。
孙还有一个妄想，在直系中，曹锟倒了，现在吴佩孚又一蹶不振，此后直系便唯“孙”
独尊了。
孙传芳希望吴佩孚和革命军两败俱伤，他便可以渔翁得利，独霸中原。
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孙传芳有这种心理，他以为孙是他提携的，同属于直系，又同是山东同乡，不只是这些，退一步来说孙传芳即使只认是友军，过去吴也有恩于孙。
过去孙由湖北假道江西打到福建，再由福建打到浙江，再由浙江打到南京，造成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吴认为多少得到吴的支持；当孙传芳进军浙江时，夏超和周凤岐做了内应，这两人和吴暗中早有联络，因吴的关系才推到孙身上；当孙部与奉军杨宇霆、姜登选作战时，苏皖将领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也和吴早有联络，如果不是他们包抄奉军后路，孙的一点点兵力怎能打奉军这样顺手。
所以在吴认为对孙有恩，孙不至于坐视不救。
可是在孙来说却不是这么想。
吴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时，孙亦自封五省联帅，以示和吴鼎足而立。
当孙击走奉军，收兵回南京时，竟唱起了“联省自治”
的旧调，这个调子是吴最不喜欢的。
从前湖南人唱省宪时，赵恒惕是吴的好友，吴尚耿耿于心；如今吴的同乡也唱起了，吴悻悻地说：“这简直是南腔北调。”
吴曾派蒋方震到南京，代达吴的意愿，吴表示自己主张武力统一，但反对穷兵黩武，不过为了统一不能不使用武力，这所谓的武力是促成统一的工具而不是制造战争的工具。
他不赞成打广东，只一人（指冯玉祥）在所必打，同时他反对借外债打中国人。
蒋方震到南京把吴的话告诉了孙，孙的答复不着边际。
蒋方震是中国军事学权威，他敬慕吴的风骨，吴尊敬他的学问，两人惺惺相惜。
吴佩孚和孙传芳之间的恩怨，各有各的算法，由于记账项目不同，因此貌合神离。
吴认为尽管孙有孙的打算，自家人终是自家人，断无相争相斗之理，何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孙总不至于会挖他的墙脚。
可是，孙传芳则认为吴已日落西山，早晚必倒，假手于革命军比自己动手省力。
孙之不敢公然叛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的部下主张拥吴，如福建督理周荫人、江西总司令邓如琢以及夏超、周凤岐、白宝山、马玉仁等都是吴的信徒。
孙虽高踞五省联帅宝座，可是如果公然反吴，这些吴的信徒捣乱有余，所以孙在事实上尽管不受吴的调度，可是表面上仍很恭顺，在电报上还是写：“玉帅钧鉴”
。
浙江内部不是很稳定的，因为夏超和周凤岐都各有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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