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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既勾结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
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之困苦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
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
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铲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本党惟知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天职，宗旨一定，死生以之。
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第243章唐生智投效革命
吴佩孚久攻南口不下，最后靠了奉军和直鲁联军的大力相助，才算解决了这个僵局。
他在北方既不得意，在南方也走错了路，因为他既不和广东的革命势力合流，又逼迫唐生智投靠革命阵营。
湖南问题是当时南北之间的一个烫手的洋山芋，袁世凯和段祺瑞时代都在湖南问题上栽了跟斗，袁、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吴佩孚如今二次出山，本来就是强弩之末，当然更解决不了湖南问题。
吴的谋士张其锽屡次劝吴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侮，因此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可是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
吴则小视了湖南，他过去以衡阳撤兵而崛起，每次处理湖南问题都得心应手，这次再起也是起于湖南，他认为别人对付湖南有麻烦，可是他却迎刃而解，所以他对湘事自行其是。
15年4月25日他派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贺耀祖为湖南省长。
5月2日叶开鑫军进攻长沙，唐军措手不及，由长沙退衡州，叶部分六路追击唐军。
叶开鑫、贺耀祖等都热切希望赵恒惕能遄程返湘，主持全省大政，因此在长沙攻下后，叶即电湘省耆绅转达吴佩孚，请勿下叶督湘、贺长湘的命令，同时通电迎赵讨唐。
5月8日叶开鑫入长沙，委王隆中为湘南招抚使，俾收编唐生智的军队。
湘军一、二、三师组成护湘军，推赵恒惕为总司令，贺耀祖为总指挥，赵未回湘前由叶开鑫代理总司令，贺耀祖亦以护湘军名义拥赵讨唐，其致赵电略谓战事扩大，非得钧座速归主持，不足以靖湘乱。
赵恒惕自赴上海后，湘省和各方均敦促赵出山，他坚决表示不愿回湘，孙传芳在南京曾热烈相邀，赵遂赴宁小住，孙也促赵回湘主持一切，且电吴说：恢复赵的湘督，于联省、联军、联防俱有裨益，乞一致敦促。
赵恒惕曾有电到广州给国民政府，主张所有客军都退出湘境。
因为自唐生智退守衡州后，广东方面即决定出兵援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派戴岳、张赞化、李明扬各军兼程援湘，并令白崇禧、夏威率桂军入湘。
15年6月2日唐生智在衡州取消代理湖南省长的名义，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
湖南省局部之争促成了提早国民革命军北伐。
唐生智获得革命军助阵后声势为之大振，15年6月中旬反攻屡为得手。
叶军反胜为败，退据湘乡、湘潭。
叶开鑫拟赴前线督师，吴佩孚电派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为援湘军三路总司令，彭汉章为湘黔边防督办，令彭助叶攻唐。
怎知这时彭已向国民政府输诚，通电谓已率全体部属移驻黔东，请政府予以正式名义改编，听候调遣。
这时候吴尚在长辛店，不肯回师南向，他狃于过去湘鄂之役的胜利，低估了革命军力量，以为贵州有袁祖铭，江西有邓如琢，一旦革命军入湘，恰恰陷于左右两翼的包围中，同时也没有海军为江面上的掩护，使长沙和岳州都无法攻也无法守。
所以他仍在做“四次征湘”
的迷梦。
吴佩孚对现状缺乏认识，过去湘军援鄂之役，对吴军没有作战的决心，又因和谈错过了一鼓直下武汉的机会，遂使吴军一举而败湘军。
如今唐生智的湘军虽然有限，可是唐军之后尚有养精蓄锐的革命军，这支生力军是初生之犊，都抱有气吞斗牛，灭此朝食的勇气。
过去吴的部队是基本部队，同时，北方完全是直系的天下，后路源源接应，而这次吴手下只是些杂牌军队，既不能打，又不愿打，今昔异势，吴竟茫然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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