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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广州革命势力正如日东升，广州国民政府为促使北洋军人一致觉悟，曾发表歌电，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
这些意见本来和吴佩孚的政见是相同的，平心而论，吴在北洋诸将中算得上是一个富于革命性的人物，他自衡阳撤军后，即以团结对外为鹄的，不过他的团结对外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因此广州国民政府的呼吁，他并不重视，他不能参加革命阵营，对他是一个损失，对当时局势也是一个损失。
其实吴这时对护宪问题已不坚持，对曹锟复职，他亦不赞成，对南方无用兵之意，对北方腐败势力则久所痛心，所以他是北洋军人最有资格可以参加革命阵营的，可惜他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太重，同时又不愿投机，因此不仅他参加革命阵营成为泡影，同时却迫使冯玉祥和唐生智两人参加了革命阵营。
如果吴懂得投机，他当时一面与冯合作讨奉，一面和广州革命阵营结合，则他个人的功名事业不必说，历史也会改写的，可惜吴太顽强。
吴这个人，不顾利害，不计成败，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结果这一次的再起，又只是昙花一现。
这是北洋混乱的时期，也可说是垂亡时期，有力量的如奉系正在自相残杀，使其元气大伤。
在此以前北京政府的后台军阀就是大老板，如今则谁也不够资格做大老板了。
首先是直系，曹锟和吴佩孚在直奉二次战争以前算是北京的大老板，曹锟贿选后，名誉扫地，直奉二次大战，直系一败涂地，吴佩孚穷无所归。
于是奉张和国民军的冯玉祥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
奉张正在得意之时，杨宇霆、姜登选在长江被逐，郭松龄又联结冯玉祥倒戈，张作霖几乎变成丧家之犬，迨奉张转危为安，吴佩孚武汉再起，冯玉祥又变成四面楚歌。
至于段祺瑞则无兵无权，空头执政而已。
当吴佩孚在武汉重振声威之际，各方人士奔走华中，举国注意力亦集中于吴，可是吴的声势就在武汉也经不起考验。
鄂督萧耀南死后，吴佩孚即派陈嘉谟继任，派曹瑛和熊炳琦等治丧。
陈嘉谟于2月15日宣告就职。
17日曹瑛又传死讯，吴的要角一一去世，湖北人士对吴委杜锡珪为省长大为不满，15日鄂省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四点通电全国：（一）由省议会将萧病逝电告各方。
（二）请第二军司令陈嘉谟以武汉警备总司令名义暂维治安。
（三）省长须由省议会选举，杜省长在未当选前，由政务厅长代理。
（四）2月15日以后，鄂省公文非用政务厅长代理省长之名义不生效力。
这是湖北人藐视吴大帅的一项行动，尤使吴难堪的，是这种方式就是湖南省治的翻版，而吴是最反对省治的军人。
不只是省议会，鄂省公团也纷纷开会反对吴的任命省长，将有联席会议进行的酝酿。
北京在讨吴，湖北又以省治来排吴，可见吴东山再起后，一切并不顺利。
然而北京也好，湖北也好，都只是空气而已，因为北京政府没有力量，讨不讨吴，丝毫不影响吴，北京所发表的鄂督卢金山和省长刘佐龙都是吴的部下，事实上卢和刘并不接受北京的新命。
卢金山且于2月24日由宜昌乘轮到汉口，立即登岸拜访陈嘉谟，并至萧耀南墓吊唁，然后赴查家墩谒吴佩孚。
26日卢致电北京，请辞鄂省军务督办职务，不啻变相打了北京政府一个嘴巴。
湖北各法团酝酿的民选省长运动，亦只是昙花一现。
另一方面，岳维峻于22日电北京，请明令派方本仁协攻吴佩孚，孔庚亦电北京，请政府责成方本仁收拾鄂局，2月28日段乃下令派方本仁率军回鄂，会同军民两长查办吴佩孚。
方本仁奉令后即任蒋绍宾为援鄂总司令，邓如琢为总指挥。
段祺瑞的讨吴令是在冯系压迫下发出，当讨吴电发出后，盛传冯玉祥将再度挂帅，担任讨吴军统帅。
冯下野时本宣称要出国，可是他只是离开张家口，到平地泉去看风色，国民军将领亦不希望冯出国。
讨吴令下达后，冯系大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刘骥等联名致电京内外名流，略谓：
上年津沽之役，冯将军功成不居，洁身高蹈。
讵知人心丕变，时势日窳。
国家徒去元良，大局仍难挽救。
信阳被兵，津南告警，豫东有客军之侵入，复有邻省之声援。
战衅一开，烽烟四起。
冯将军怜此孑遗，潜焉出涕，即欲整装去国，俾免目击心伤，征车旦夕待发。
窃之江等以今日邦家多难，元气凋残，此后戡乱定国，厥惟元戎是赖，比经联名电挽，责以大义，始允暂缓去国，仅以私人资格从旁襄助，无如劝驾之心徒切，而在山之志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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