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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影响方面，在善后会议中已经有人向政府责问处置办法，政府答以通盘筹划四个字，似乎还没有同意卢氏这个废督的计划。
皖督办王揖唐在京，表示赞成卢氏办法，愿将安徽军务善后督办陪同裁撤，对卢更备极揄扬。
而江浙各团体亦以“与人为善”
之心，纷纷通电赞成。
南京方面虽有人假造省议会电报，说废督尚非其时，请政府催卢氏速就江苏军务善后督办职，可是随即经省议会正式否认了。
政变以后，冯玉祥的呈请辞职，通电下野出洋，就曾博得当时舆论界的称扬。
现在舆论也对卢永祥电请废督一事大为推崇。
不过有实力的人附和的并不热烈。
江浙和约签订后，上海的护军使等军职真个废掉了，军事上所必争的兵工厂完全交由总商会接收了，浙奉两军的大队也都离去，兵也可算是没有了，上海人半年来所努力进行的避免兵祸运动，仅仅就军事关系说，到此可谓已经成功，剩下来的是上海地域内所尚未解决而成为问题的，就是上海怎样成为特别市或商埠的建设问题。
上海民政的改组，当初从事于避免兵祸运动的上海人似乎都还没有考虑到，执政府于1月15日所下的三个命令亦仅说到上海为通商重埠，此后永远不驻兵队及设置任何军事机关，而未说及民政事宜的如何处置。
反而是齐燮元、孙传芳的联合通电中倒能说出“……其民政事宜，与平常县份不同，拟另组成政厅以理之”
的一句话。
战事粗定时，江苏省长韩国钧于1月29日在百忙中首先声明于上海设特别市，电聘上海旧市董李平书等11人为筹备委员，令先行拟定区域如何划分、机关如何组织、职权如何分配诸事宜。
而上海有几个商人，则提出意见于总商会，反对上海市政悉由少数苏绅主持，申述执政府拟改上海为特别区域，永不驻兵，特设督办处理民政，而主张督办直隶中央，地方事宜由地方绅商共同处理。
同时，上海的舆论，则一致主张上海应筹改为特别市，市政厅须以市民为主体，市长须由市民公选。
战后一个月间，关于上海的建设问题，引起了剧烈的争议，中央与苏省政府、商人与市民，都各表示不同的态度与意见。
事实上，执政府对于江苏省长聘请委员筹备特别市一事，并未有所表示，可说完全不承认其效力。
2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任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虞和德为会办。
不过定上海为商埠，是与上海人民设立自治市的希望背道而驰，因此舆论反对，颇为剧烈。
至于江苏省政府所聘的筹备委员会，则积极进行筹备，一面拟成淞沪特别市筹备会章程，大致划定上海、宝山、川沙、南汇、太仓等五县所属40余市乡为特别区域，并与各县公团所组织的市政协会联络，定于3月5日召集特别市临时市议会，讨论一切重要问题；一面力争特别市根本立法，须由筹备处拟定，经市乡同意施行。
这项关于特别市筹备会的事情，迭由江苏省长电致北京内务部，但迄未得到复电。
江浙二次战后，闹得最有声色的是上海问题。
废使、撤兵与迁厂的运动均告成功，于是，使得同受兵灾各地望而生羡。
和上海地域相毗连的如松江等处，纷纷要求加入上海区域，相距稍远的如苏州等处，则图谋仿上海组织特别市。
于是江南同受兵灾的各地方，乃形成了大规模的避兵运动，所谓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的运动乃告发生。
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酝酿于14年2月中旬，发动于3月初旬，它的目的在谋组织特别区域，实行自治，永避兵祸。
它的方法在仿效上海的办法，联合太湖流域的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以上属江苏省），杭州、嘉兴、湖州（以上属浙江省），八旧府属各法团的代表，一面请政府撤去域内军队，一面举办民团以谋自卫。
最初发起的是在江浙战事中受祸最烈的常州、无锡、湖州三处旅沪人士。
后经杭州等处绅商的赞同，乃在上海组织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筹备会，发电恳求卢永祥、张宗昌饬各军退出太湖流域，并推代表分赴南京、杭州及北京向各当局呼吁。
太湖流域人民是由于两次江浙战争中饱尝兵灾滋味，因而进行避兵运动，他们入手的第一步，在吁请撤退域内军队，以免妨碍春耕及妨碍农事。
这个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在大体上，是值得同情的。
不过在军人争地争城以战的时候，这种运动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
第225章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于民国14年5月30日，肇因于上海工人反抗日本工厂厂主，学生支持工人，在上海英租界被枪杀，演成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流血斗争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经济剥削为主，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
其他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
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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