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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曹打限时即刻到的电报命吴回师靖难时，吴因为前方战火正紧，胜败决于俄顷，不忍功亏一篑。
他认为冯虽然倒戈，其他的人不致和冯一致，还想让孙岳等部先去挡一仗，同时急电鲁督郑士琦派兵应战，哪知郑早与皖系通款，山东方面只有混成旅长潘鸿钧自动赴援，潘是吴的同乡，所以义不容辞，可是这点力量毫无帮助，结果全都被冯部包围缴械。
当时有倒吴不倒曹的口号，吴也微有所闻，他想曹锟是个老好先生，大概别人不会向曹下毒手。
所以当曹一日数电，声嘶力竭地召唤他时，他还以为曹可以下令制止冯军异动。
但当他证实冯与胡景翼、孙岳、王承斌等已连为一气，才仓皇回军，火车一夜疾驰七百里，赶返天津。
留下前方军事交给有勇无谋的张福来。
然而，这一切既太迟，又无壮士断腕的决心。
直军崩溃的时候，京津方面许多军政元老均纷纷奔走和平，希望地方不至于糜烂。
如前国务总理张绍曾就是一个，他于冯玉祥有恩，又是吴佩孚的亲家，他出面可以两全，可是他的奔走毫无结果。
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和直隶道尹吴履观主张外交调停，于10月31日往访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转请日本政府向奉天交涉停战。
吉田认为：
目前战局甚紧，冯、胡军队南下在即，未知吴佩孚将军对此危机有无防御之策，这是本人所最关心的。
至于调停两方战事，时间因素有问题，因为用电报联络，先要打电报到北京，由公使馆转东京，东京同意了再回电，往来费时不下三四日，缓不济急，恐无补大局。
我昨天曾和安福系领袖王揖唐商量，王主张吴佩孚能拥戴段祺瑞出山，以实力支持，解救目前局势。
王士珍、吴履观对吉田的意见认为可以考虑，遂约第二天中午在天津日本租界敷岛亭再见，吉田表示分电北京、奉天及东京，进行调处停战，并约定11月2日下午5时拜访吴佩孚于天津站列车中之吴氏总部。
吉、吴两人问答如下：
吉田说：“今日时局之重大迫切，有间不容发之势。
调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请段祺瑞之援助。
中国之事应由中国人自理，不可使外国势力参入。
余基于此信念，今朝偕王揖唐亲访段氏，以段与君合作为今日收拾时局最稳当有利之方法说之。
余想段氏与吴将军本有师生之谊，吴将军为国家前途计，应一扫从来隔阂之感情，投入段氏之怀抱，以发见彼此之妥协点，请将军慎思之。”
吴答：“贵总领事之言，真出拯救中国时艰之至情，余深为感激。
惟各国之历史与国民性各异，故关于国家观念亦彼此不同。
欧美各国之建设，大抵不逾二百年之岁月，其能达千年之久者殊鲜。
独我中国有四千余年历史之旧邦，且有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是也。
八德张则国宪立而国运盛，苟坏其一，则无收拾人心之准绳，犹如贵国以万世一系之天子为中心而团结国民者然。
斯道不亡而国存，斯道丧则国亡，此不易之理也。
余若从贵总领事之言，为一时之权宜计，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之谓何？且臣节由此而坏，何得任国家之重寄乎？世人往往见中国共和政体之成立而以为君臣之义已灭，然以余所见，则有异于是。
如保此八德，犹可正彝伦而不误，用长幼之序以代君臣之义，有何不可？再进一步而言，若段氏今起而当收拾时局之任，在不知中国情形之外人，或不予责难，殊不知正污蔑段氏十年之苦节也。
彼之为人也，品性高洁，思想正大，出入儒佛之学，又能体悟八德。
若一朝受冯之推戴，投入政界之漩涡中，非所以忠于国家也。
盖中国之兴微，系于大道之消长，我面临国家兴亡命运之边缘，独欲绍述斯道而无反顾。
至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而不望瓦全也。”
第216章吴佩孚浮海南下
吴佩孚在天津车站这几天，直军情况更陷悲惨境地，至11月2日止，胡景翼部的先头部队已进入杨村，直军不战而退，滦州方面直军在撤退中溃散，唐山一带更是悲惨，日本方面消息，张宗昌一心一意想活捉吴佩孚，取其头颅。
吴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获得吉田茂的通知，日本政府愿协助援救吴的性命，所以吉田茂主张吴立即迁至日本租界，可是吴佩孚在这一点上非常坚持，决不在兵败后托庇租界。
11月2日杨村不守，冯军由北仓逼近天津，吴在列车上假寐片刻，吴的左右不由分说，把火车开回老站，吴醒后大怒，连声说：“谁要我上租界，我便要谁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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