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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苏浙倡和平公约之举，浙皖踵行，群情允协。
浙赣谊属辅车，事同一体，爰由两省绅民公同吁请两省军民长官俯顺民意，援照成案订立公约，永保和平。
（二）此项公约以各守疆土不相侵越为限。
凡浙赣辖境毗连之处，原驻军队，仍各驻原防，保卫地方。
（三）此项公约缔结后，如遇有客军侵入两省区域以内，应由两省军民长官各自负责，设法防止。
（四）此项公约经浙赣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盖印后，由两省绅民公证宣布，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六日蔡成勋、卢永祥、张载扬。
浙江既已和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分别签订和平公约，还有福建的孙传芳未同意签署，福建和浙江的绅商虽然努力奔走，可是孙传芳却有他个人的看法。
孙说：“订立和平公约简直就是疆吏联盟，目无中央，我不能这么做，除非经由中央批准，才能照办。”
孙的态度虽然令人失望，其实各省签了和平公约又有什么保障，签与不签还不是一样。
在和平公约签订期中，和平空气并不浓厚，很多小问题都使和平气氛改变。
尤其是12年10月10日曹锟就任总统后，浙江立即宣布与中央停止公文往还，以显示其不承认曹锟总统的立场，这是江浙公约签订后50余天的事，那时皖浙、赣浙公约还未成立。
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第二天去世，凶手李达生当场捕获，自称系为韩恢报仇，可是直系却指这是浙方所指使，因为徐国梁和浙方不睦。
徐国梁之死，又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淞沪警察厅长的继任人选问题。
何丰林委令警署总务科长陆荣钱接署，而南京齐燮元、韩国钧则要申振刚继任，宁沪之间电文交驰，互相争执，江苏方面所支持的申振刚终于不获到任。
这当然是有历史渊源的，从袁世凯时代起，上海就划在浙江势力范围内，冯国璋在江苏督军时力争无效，李纯继任苏督也争不到，齐燮元自然更争不到，由此可见苏浙两省的积怨，上海是一个焦点。
12月上旬在上海集议的各省和平代表有邀卢永祥和齐燮元到上海会晤的酝酿，希望因为两人面对面谈判，解除许多不必要的误会。
可是由于淞沪警察厅长问题不能解决，遂使卢、齐会面不能成为事实。
卢、齐不能会面，战争阴影为之扩大，一时战争谣言又起。
传说太湖附近苏浙军队陆续增防，同时由于闽军北移，浙边温处两州又告警，杭州方面要人和富商的家眷都纷纷迁到上海，一时人心惶惶。
这时，中外所瞩目的，是虎踞洛阳的吴佩孚，大家都知道吴佩孚对曹锟贿选总统是不赞成的，因此对当前的局势另有一套看法和做法，据说吴自曹锟就任总统后，对皖系态度为之改变，有尊段联卢以牵掣齐燮元的迹象，同时还电令孙传芳阻止攻浙。
所谓吴佩孚联卢事，是因为吴曾派张之杰、何雯之先后携吴的亲笔函到杭州与卢密谈。
吴和卢早年曾在北洋军第三镇共事，当吴还是下级军官时，卢已是中级军官了，两人有这段渊源，所以搭线很容易。
齐燮元因为吴佩孚态度而大为不满，自曹锟就任大总统后，吴佩孚升任直、鲁、豫巡阅使，齐燮元也升任苏、皖、赣巡阅使，王承斌兼任直隶督军，彭寿莘帮办直隶军务，萧耀南升任两湖巡阅使。
齐既然和吴地位相等，吴、齐之间的不快，也是直系的内忧，于是北京派吴毓麟南下疏通，促请吴、齐之间达成谅解。
吴佩孚的态度，对东南危急的局势有极大缓和作用。
民国13年2月1日，在上海的各省和平代表，竟能向卢、齐分别疏通妥协，进行苏、浙、皖军撤防运动。
浙军允将新增边防驻军先退数十里，苏皖亦表示赞同，北京并派劳之常为代表南下疏通。
吴佩孚公开发表通电，有“东南完肤，不可不护”
之主张。
不幸，正当和平微露曙光之际，危局又告重启，这是从福建方面爆发的。
福建局势因为徐树铮曾联合许崇智和王永泉逐走了李厚基，吴佩孚派孙传芳率军援闽，孙传芳是王占元的旧部，有兵数万，都精悍善战，军纪也极整饬，为吴佩孚所赏识，援闽之役颇见功勋，所以控制了福建。
原来福建方面臧致平和杨化昭在闽南为周荫人所驱逐，臧、杨两军遂假道江西入浙江，接受卢永祥的收容。
卢把这批部队改组为浙江边防军，纳入自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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