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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并未报告人数，遽行通过，此当时会场经过之实在情形也。
查解决总统辞职事件，应依总统选举会之人数行之，去年八月八日众议院常会，表决退还总统辞职咨文，即以“大总统系总统选举会选出，辞职咨文非一院所能收受”
为理由。
是此种会合会须有三分二以上人数，毫无疑义。
即退一步言之，通用《国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其人数亦须五分三以上。
今对于国家非常事件，竟敢以过半数之列席员草草表决，结果是否成立？亦不明白宣告，此种会合会，不知有何根据？本何理由？其不合法者一。
会合会开会，通告为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则对于本议题只应以赞否付表决，不应涉及议题以外。
乃于应否准其辞职不着一字，而乃涉及其他问题，并未经过变更议事日程之手续，通告与表决，竟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覆雨翻云，莫此为甚。
其不合法者二。
宪法会议规则第六条，议员出席不足法定人数，议长得展长时间，展长满一时仍不足数，应宣告延会。
今通告明载开会为二时，乃至三时四十分宣告延会，竟改为谈话会，而旁听之人如故，复由谈话会再变而为会合会，不依法定时间及程序，从心所欲，变幻无常，视议会为儿戏，等国事于弁髦。
其不合法者三。
议员等本良心之判断，为正义之主张，敢据上述各种理由，宣告中外，凡十六日两院会合会所有表决，应作无效，邦人君子，幸垂察焉！
当时的国会虽然为国人所不齿，可是它还有它的存在价值，同时还有一定的法律作用。
南方伸出热烈的手邀请议员，孙中山派刘成禺到北京邀议员南下，卢永祥也有电报请他们到上海继续进行制宪工作。
吴景濂怕议员相率离去，他变成光杆议长，因此劝曹锟暂时不要进行总统选举，对外宣称先行制宪以缓和议员的反感，免得他们真的纷纷他去。
这时留京的议员和离京的议员，正在大打笔墨官司。
吴景濂召一批留京议员，劝告其勿为南方野心家所利用，勿因黎元洪一人的进退而牺牲国会，如果说北京是在军阀统治下，不能安心制宪，试问全国哪处没有军阀？哪处才能制宪？宪法几时才能完成？
离京的议员则指责军阀驱逐总统，收买议员为其工具，还有“节敬五百，票价五千，点名发放，有如恩饷”
，请大家不要为了曹三（指曹锟）一人的野心而葬送了国会。
国会议员离京，第一站是到天津，天津方面有办事处接待来津议员，由杨永泰负责，杨是广东籍议员。
国会在天津的办事处是一个转运和接待机构，凡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由办事处接待，然后发给车船费500元。
迄9月15日为止，到天津领旅费的，有503人，到上海报到的，有385人。
因为有许多在天津领了旅费却没有去上海。
国会议员移沪制宪，推参议员章士钊、吕志伊，众议员褚辅成、田桐四人先到上海筹备，租下了上海县西城外湖北会馆为两院议场。
7月14日举行国会移沪集会式，两院出席议员约200人，推年长的众议员凌鸿寿为主席。
自黎元洪复位以来，国会即发生“民八议员”
和“民六议员”
之争。
所谓“民八议员”
是在广州非常国会递补的议员，北京方面一直不肯承认，黎元洪被逐后，国会计划南迁，怕南下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为了凑足人数，所以“民八议员”
亦一律招待南下，不过要求他们作为预备队，先不出席会议，但一切待遇完全和议员一样。
7月14日集会时，“民八议员”
有数十人到会，发生争执，不欢而散。
国会分裂后，留京议员已占少数，而留京议员并不是全部赞同直系拥曹派，所以拥曹派实在是少数集团。
他们想透过合法选举达到目的已不可能，因此想借宪法会议达到目的，更不可能，于是计划以（一）捏报出席人数；（二）以非议员冒名顶替；（三）强迫签到之议员入场，或以绑票方法强制议员出席。
按照《大总统选举法》所定的选举总统会，必须有全数议员的三分之二到会，当时两院议员为870人，三分之二的数目是580人。
留京的议员无法凑到这个数目，不但总统选举会开不成，就是宪法会议（需要五分之三出席人数）也召开不成。
留京的拥曹派议员当然也要挣扎，可是国会问题必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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