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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城劫车案，是一件轰动中外的大新闻，提起临城劫车案，就会使人联想到孙美瑶，而当时中外各报，也的确无不载明孙美瑶是抱犊崮的首领。
其实当时匪方的实际当家人，并不是孙美瑶，而是他的叔父孙桂枝，一般绿林好汉称为老当家的。
孙家原来不是土匪，是山东滕县一带的有名富户。
当时全国各地，灾祸频仍，民不聊生，到处闹匪，山东尤甚。
当土匪的倒也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叫作“兔子不吃窝边草！”
那就是凡在匪窝左近的居民，他们概不打劫。
话虽如此，到了“生意”
清淡，缺穿少吃的时候，也还要把念头转到邻居头上，但态度比较客气，并不动武，名曰“借粮”
。
孙家既是有名富户，匪党哪有不向他家借粮之理，他家也只好照借如仪。
可是在官府方面，却认为借粮与匪，那是一项大罪，必须严办。
他们虽无力剿匪，却有力剿民，抓住了富户，岂有轻饶。
而官兵每次出动剿匪，总是以清查户口为名，来一次细致周密的洗劫，直待腰包都塞满了，才杀几个无辜的赤贫百姓，“奏凯而归”
。
所以老百姓恨兵远过于匪，宁被土匪劫掠，也不愿被官兵搜查。
孙家历年所受官兵的气早就够了，未免忍耐不住，孙美瑶的大哥孙美珠便大发牢骚，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自己扯起旗来，上山造反。
在他来说，这原是气愤之言，并不真想动手，不料年轻胆大的孙美瑶听了，便立刻放起火来，把自己家园烧得一干二净，于是孙氏一家，只得硬着头皮，上了抱犊崮。
孙氏兄弟直接拉扯起来的队伍，不过四五百人，但山内原有几股土匪，后来也跟他们合流了，公推孙美珠为首领；出外行劫时，各小股仍多单独行动，由原来的头子率领，其中实力较强的有郭琪才、周天伦、褚思振等，每股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全部合起来，对外号称4000余众，其实3000还不足，有一半以上的人还是没有枪的。
孙美珠名义上是大寨主，却不能令出必行；倒是他的叔父孙桂枝，可以在山上说一是一，使大家拱手听命。
孙桂枝当时大约50上下年纪，长得又矮又瘦，其貌不扬，衣衫也很破旧，十足像个耕田佬。
有人说他设过私塾，坐过馆，是个老夫子，因此他思虑周密，计谋百出。
实际上他还曾闯过江湖，入过帮会，与黑白两道中人都有交往，所以是个内外场都很来得的老手。
抱犊崮上，从孙美珠、孙美瑶兄弟起，直到最下面的小喽啰，对他都唯命是从，绝非仅为他年长而已。
民11年7月，孙美珠在峄县附近西集地方，被当时山东的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派队擒获，立即枪决，还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津浦铁路的临城车站上，号令示众。
孙美瑶接充大寨主之后，厉兵秣马，蓄心要报亲兄之仇，只因孙桂枝力主慎重，因而没有马上发动。
孙美瑶有个堂兄叫孙美松，也在附近落草，为官兵所围，已近一年，形势十分危急，屡次派人来要求孙美瑶发兵解围。
老成持重的孙桂枝不主张轻举妄动，但孙美瑶等都沉不住气了。
商议好久，才由原是行伍出身的郭琪才想出了截劫火车，掳掠肉票（特别是番票），以达到一方面压迫官方接受条件，解孙美松之围；一方面要求招安，向政府骗取一批军火和饷款。
孙桂枝看到山里的情况确实很窘，再要兄弟们束紧裤带，死守不动，很可能会使大家灰心、失望，闹到散伙，因而也就不再反对，同意大干一番。
民国12年5月6日凌晨2点半，津浦路北行车经过离临城站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司机在弥漫斜月下，发现前面黑影幢幢，汽笛的尖啸声赶不走他们，于是来个紧急煞车。
由于驶行速度过高，车子一时停不下来，走到长约数十丈的拆去了接轨针子的铁轨上，前面机车、邮车、三等客车一齐出轨倾覆。
接着就是一阵枪声，随着枪声就出现了1000多名脑后垂辫的土匪，蜂拥前来，跳到卧车上打劫财物，绑架乘客。
这列车上载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客多名。
除英侨罗斯门睡在头等卧车中企图抵抗，被匪徒当场开枪击毙外，共被绑走外国旅客19人（《密勒士评论报》主笔鲍威尔也在其内），以及中国旅客100余人。
这消息一公布，北京政府可吓坏了。
各国公使怕伤了侨民生命，坚决反对用武力，但又一天几次催迫总统黎元洪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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