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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曾屡次向驻粤领事团提出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履行协定，军政府将接收海关以资报复，可是列强竟出动了大批炮舰驶白鹅潭示威。
北京方面因为徐世昌是总统名义，所以北京政府就比广州政府在国际上叫得响，因此孙中山忍无可忍，认为南方也必须成立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
南方的困难，早在蒋中正洞鉴之中。
粤军回粤后，蒋中正深感和陈炯明难于相处，所以悄然回甬。
10年1月间，戴传贤力劝，蒋出任艰巨，不应远隐高蹈。
蒋遂于1月27日动身，过上海赴广州。
2月6日抵达广州。
晋见了孙中山，孙把计划北伐的打算和蒋商量，并要他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军长许崇智、师长邓铿等共拟办法。
蒋认为北伐之前必先解决广西问题，所以起草了援桂计划，使用许崇智的部队，详细拟定前进及攻略目标种种。
在商讨军事行动时，粤军尤其是陈炯明，自有打算，自有私心，蒋和邓铿私交很好，可是发觉邓铿态度消极，每在会议席上，邓因为是陈的直接部下，所以处处规避，而陈炯明则争地、争权、争势，只享权利，不肯尽义务。
和陈炯明商量北伐，简直是与虎谋皮。
蒋在穗参加了三天的会议，结果是一无所得，会议席上意见又多，各据一词，各执一是，根本不能协调。
2月14日蒋毅然离穗抵香港贻书给邓铿，书曰：
……今日之局面，正兄任劳任怨之时，而非避嫌避难之日。
……粤军今日处于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积极进行，以谋发展，则三二月之后，大势一变，必悔今日准备之不早，迁延之误事也。
目前粤军唯一之方针，乃在从速援桂，向外发展，则内部之团结即可坚强，广东之根据，即可巩固。
激进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迟缓一日，即增一日之损失。
如果能迅速出发，虽掷数十百万金之饷弹亦不足惜！
奈何不计其大，而务其细，不谋其远，而图其近也？
军阀只计近利，只顾目前，陈炯明之于粤军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粤军原来戍守粤闽边境，他并没有奢想能够回到广州，迨回广州后，一切都很舒适，自不愿轻举妄动，劳师远征。
所以援桂也好，北伐也好，陈炯明都听不进去，要他派兵、助饷、出械他都舍不得。
其实如果陈炯明肯服从孙中山，使粤军成为革命的基本武力，再进而融湘军、滇军、川军、黔军、桂军于一炉，则北伐统一的局面会早在民国10年前后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也要完全改变。
可惜陈炯明计不及此。
当孙中山接收广州的军政府后，曾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杨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将领多人，并拟乘胜进攻广西，以消灭桂系的残余力量，统一粤桂进而联合西南。
但是对广西用兵势必要取得陈炯明的支持，陈炯明则是一千个不肯。
他当然不愿意自己出马，率军攻桂，因为一离开广东，就怕广东为他人取得，这是得不偿失的。
孙中山第二个打算是修改政府组织，正式选举总统，可是这个计划在西南各省都受到阻力，因此孙退而求其次，打算在主席总裁的名义上加一个“大元帅”
头衔，由自己带兵去打广西。
可是陈炯明也不赞成，他怕这样一来，孙将带走一部分粤军，而军费军火还是要靠广东负担，对陈也是有害而无利，因此他亦加以阻挠。
陈为自身打算，倾向联省自治，反对选举总统，反对战争。
其部下叶举、洪兆麟等和议员褚辅成派联合起来，甚至以军队不稳消息相要挟。
他们的理论是西南各省已树自治旗帜，“护法”
二字已经不足以号召，何况旧国会议员在广东的，仅200余人，也距离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甚远，不如首先巩固广东省自治，再徐图团结西南，共抗直系。
陈炯明私心只在割据广东，表面上美其言曰保境息民，实际则在与邻省联防自保，充实私人势力，进则把持国事，退则盘踞广东。
孙中山曾和陈炯明恳切密谈，他劝陈认清环境，眼光放远，以一个人做比喻，如果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则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至于保境则需依赖军队，养兵以保境则财困民疲，所谓息民岂不是空谈。
息民做不到更遑论建设？不能建设，广东一省如何进步？不能进步则是固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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