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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的宽大主张颇得张作霖的赞同，奉张和皖系并没有血海深仇，不必赶尽杀绝，更微妙的是他乘此机会如能收集皖系的残余，岂不是壮大了自己，所以他的态度非常缓和。
曹锟主张惩办一切与事实有关的皖系政客和安福系分子，不过他为了保持和奉系的友好，因此尽可能将就张作霖。
可是吴佩孚则主张彻底要肃清安福分子，查抄祸首的财产充作善后经费，解散安福国会，幽禁段祺瑞于汤山。
直皖战争虽然18日已经结束，可是直到23日直奉两军的先头部队才开到北京，24日大队人马开到，分别接管了南北苑兵房。
7月23日北京政府特派王怀庆督办近畿军队收束事宜。
24日准免财政总长李思浩、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曾毓隽职。
派田文烈兼署交通总长，财政、司法两部则由次长代理部务。
又准免京畿卫戍司令段芝贵职。
26日令撤销曹锟、吴佩孚等处分。
批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辞职，派殷鸿寿继任。
28日准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辞职。
令裁撤督办边防事务处。
令撤销西北军名义。
派昭武上将军、热河都统姜桂题兼管将军府事务。
皖系战败后的主戏是直系要求惩办祸首，直系的祸首名单始终未曾公布，据闻名单内有曹汝霖、陆宗舆二人，因为这两位是经手向日本借款的人，陆宗舆在直皖开战前还垫付了定国军（段军）一笔军费。
可是曹、陆两人的名字在徐世昌笔下删除了。
江苏督军李纯也电请加入王揖唐祸首之一，湖北督军王占元也请求把吴光新加入，徐世昌认为这两个人都不在北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应当另案办理。
7月29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祸首，令文如下：
国家大法，所以范围庶类，缅规干纪，邦有常刑。
此次徐树铮等称兵畿辅，贻害闾阎。
推原祸始，特因所属西北边防军队，有令交陆军部接收办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
继而煽动军队，遽启兵端，甚至胁迫建威上将军段祺瑞，别立定国军名义，擅调队伍，占用军地军械，逾越法轨，咨逞私图。
曾毓隽、段芝贵等，互结党援，同恶相济，或参预密谋，躬亲兵事；或多方勾结，图扰公安，并有滥用职权，侵挪国帑情事，自非从严惩办，何以伸国法而昭炯戒？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着分别褫夺官职勋位勋章，由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务获依法讯办。
其政治交通等部款项，应责成该部切实彻查，呈候核夺。
国家虽存宽大，而似此情罪显著，法律具在，断不能为之曲宥也，此令。
奉军入京后曾到安福俱乐部去进行搜查，8月4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不承认安福系为政党而认为是一个构乱机关。
但又声明：
除已有明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
其各省区设有该部支部者，一律解散。
这道命令引起曹锟、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的严重不满，于是徐世昌乃于8月7日补发命令：
一、“据江苏督军李纯电呈：王揖唐遣派党徒，携带金钱，勾煽江苏军警及缉私各营。
并收买会匪，携带危险物，散布扬州镇江省城一带，以图扰乱，均有确凿证据，请拿交法庭惩办等语。
王揖唐经派充总代表职务，至为重要，乃竟勾煽军警，多方图乱，实属大干法纪，除已由国务院撤销总代表外，着即褫夺军官，暨所得勋位勋章，由京外各军民长官饬属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此令。”
二、“前以安福俱乐部为构乱机关，业有令实行解散，所有籍隶该俱乐部之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或多方勾煽，赞助奸谋，或淆乱是非，潜图不逞，均属附乱有据，着分别褫夺官职勋章，一律严缉，务获惩办。
其余该部党员，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务各濯磨砥砺，咸与维新。
此令。”
“祸首”
呢？中国俗话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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