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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长沙初等以上学校宣布全体散学，包括教会所办的雅礼大学。
只有两个教会女学艺芳和福湘两校继续上学。
湖南人民饱受张的部下奸淫、抢劫、杀人、放火，认为他们和活强盗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张的淫威下，敢怒而不敢言。
因为民国5年张敬尧率第七师驻扎洛阳，凡有控告军人抢掠的，无不被乱棍打死，所以苦主都不敢出面控告。
湘南民风倔强，可是在张敬尧的强盗军高压之下，都无可奈何。
早在吴佩孚师未撤防前，湖南便有“驱张请愿团”
，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会及吴佩孚驻军的衡阳分别请愿。
驱张请愿团先是由学生发起，各界代表率先参加，不久省议会及各团体秘密加入了，湘省旅京、旅沪同乡及省外湘籍学生也加入了，湘绅熊希龄、范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温和分子也加入了。
最后，“全国和平联合会”
也全力赞助湘人的驱张运动。
8年10月22日为湖南光复纪念，湘人抱亡省之痛，学生举行罢课及游行大会，各界在烈士祠举行默哀，追念先烈缔造民国之艰难，如今则在军匪蹂躏之下，与会人士无不潸然泪下。
9年1月20日，谭延闿发出号电，喻湘人为“鹿豕”
，比非洲的黑奴还不如。
到北京的湘人请愿团分为二组，一为学生请愿团，控诉北兵侵占学校，停发教育经费，驱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为各界请愿团，陈述张敬尧纵兵殃民及贪污搜刮种种事实。
北京当局答复请愿团说：“易督事的困难关键在于湖南是军事前方，恐怕牵一发而动全局，政府不是不了解湖南人民心意，现在政府打算先选派一个省长分他的权，可是这一点也难于办到，政府觉得愧对湖南。”
前吉林省长郭宗熙反驳说：“现在是责任内阁，责任内阁就谈不到惭愧二字。”
这时国务总理还是靳云鹏，靳虽想换张，却有心无力，所以面对湘人的责难，只好作揖打拱。
范源濂领衔控张敬尧祸湘五大罪，末了几句话说：“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地，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
他自己拿呈文递到徐世昌手里，声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实，愿受反坐处分。
北京政府既然不肯撤换张敬尧，请愿驱张也毫无结果。
吴佩孚虽然赢得湘人的好感，可是他却撤防北归。
湘人呼天无路，请愿无效，最后只好诉诸于湘军一拼了。
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3000左右，子弹更为缺乏。
湖南老百姓自我解嘲地叫他们为“叫花军”
。
湘军一直都和桂军并肩作战，而桂军在装备和训练上都比湘军好，人数也比湘军多，不过桂军并不一定是湘军的同盟军，而桂系领袖陆荣廷一向就惯于投机取巧，打起仗来把别的部队摆在前面，自己的部队留在后面，胜则居功，败则先退。
7年春天桂军在湖南战场不战而退，便是一个极好历史教训，现在要靠桂军尤其是不可能，因为桂系军阀正在广东为了统治权和国民党及滇系在斗争，自顾不暇，更不会分散力量来帮助湘军了。
吴佩孚撤防的时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决”
。
他自己有志中原，无意留湘，湘军驱张的战争，他就无法顾及。
不过他认为湘军会胜利的，因为赵恒惕是员骁将，占天时地利人和。
而张敬尧所部个个都打劫致富，军队一有了钱，自然不肯打硬仗。
湘军和湘人救乡，必然不惜一切拼命，所以他预测枪声一响，张军必然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夺路饱载而遁的。
吴师撤防之日，湘军即下总攻击令，全军士兵欢声雷动，摩拳擦掌，为了节约械弹，赵恒惕下令非待敌人逼近，不许乱放一枪。
9年5月26日湘军开始总攻击。
5月27、28两日，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20余里的东阳铺。
湘军兼程疾进，北军却撤退得快。
湖南枪声一响，段祺瑞马上振振有词地怒斥南军背弃信义，甘为戎首，破坏和平，建议北京政府明令讨伐。
徐世昌认为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与南北问题无关，拒绝发布讨伐令。
因为徐世昌了解湖南所发生的问题是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高压残暴统治，几年来呼号奔走驱张没有结果所致，因此今天被迫喊出“湘事湘人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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