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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总裁岑春煊则一切听命于桂系。
8年8月7日孙中山在上海通电辞去总裁一职，并声明自辞职日起，以后军政府所发文电如果仍签署他的名字，概不负责。
11日广州国会开会议决挽留孙中山。
这个期间广州旧国会内政学系议员和照霞楼派议员之间冲突更尖锐化了（照霞楼派是国民党系议员的代称，因为当时国民党籍议员多数下榻照霞楼）。
由于对军政府极为不满，照霞楼派策动第二次改组军政府，首先提案查办广东财政厅厅长杨永泰，提起杨永泰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政学系的军师和智囊。
随后照霞楼又建议撤回南方议和总代表，改组军政府为正式政府，对北京政府明令讨伐。
又因岑春煊私派代表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违反《约法》精神和军政府的合议制，照霞楼派议员提出不信任主席总裁一案，岑春煊于是愤而辞职。
这期间政学系很孤单，旧国会各党派与国民党联合起来，于是改组军政府一案遂得通过。
9、10月间，军政府和国民党占有优势的旧国会已经处于对立的地位，使得军政府的地位摇摇欲坠。
这时候，滇系和桂系还是和好时期，所以唐继尧、莫荣新、谭延闿、刘显世联名通电，反对军政府改组。
陆荣廷、林葆怿、谭延闿、谭浩明则纷纷通电挽留岑春煊。
9年初，滇桂两系因为争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而翻脸，唐继尧也打算辞去总裁以拆军政府的台，于是南方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滇系和国民党结合起来，桂系便陷于孤立。
国民党计划以云南为新根据地，把广州的非常国会搬去昆明，并在云南组织新的西南政府。
当北江滇军问题发生时，广州参众两院议长吴景濂、林森都秘密地由广州潜赴香港，旧国会议员们也一批一批地前往香港集中。
唐继尧计划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两面向广东进兵，夹攻桂系，粤军由闽回粤的谣言盛传一时，陈炯明不但和福建督军李厚基秘密妥协，并与亲桂系的滇军师长方声涛部在粤闽边境发生冲突。
9年3月29日军政府政务总裁伍廷芳及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以反对岑春煊，悄然离粤赴上海。
伍廷芳的不辞而别，使军政府有点手足无措，并不是伍廷芳有什么重要过于孙、唐、唐三总裁，而是伍廷芳有他的价值，因伍兼任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
8年6月外交团取得北京政府的同意，以关税余款的百分之十三拨交南方军政府作为政费，这笔款项指定由伍廷芳签字具领，如今伍廷芳悄然去港，外国人只认签字，谁也无法冒签伍的签字，换句话说领这笔钱发生了极大的麻烦，这就是伍廷芳比其他总裁重要的地方。
同时伍廷芳经手领取的关税余款共五次，全数390余万元，除支付外，还存了180余万元。
这笔钱在伍出走时也没有移交，全数携之而去。
伍这一着，比带了军队走还要凶，因为在当时的军政府，财政是最重要的一环。
岑春煊赶回广州后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专人到香港敦请伍回穗，岑在信中说了许多好话，只要求伍回来，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商。
然而伍则坚决拒绝，任来人怎么恳求，就是不肯回去。
军政府只好发表公报：4月8日军政府政务会议解除伍的外交、财政两部长兼职，仍留总裁本职。
同时谴责伍廷芳不告而行，既不接受劝告回省供职，又不办理移交。
尤有甚者，伍携走了关税余款180万元，致使库空如洗，军政各费均无从应付。
另一公报则宣布：政务会议议决免除伍廷芳外交、财政部长兼职，特任温宗尧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
陈锦涛未到任前，由次长文群代理部务。
伍廷芳这次携官印出走是第二次了，其第一次是在民国6年7月张勋复辟时，他携带外交总长的印信由北京到上海，仍然自居为合法的外交总长；这次也是一样，4月10日他在香港发出通电，宣布继续执行外交、财政两总长的职权。
军政府除通电否认其职权外，并电请北京政府转告外交团，以后关税余款请直接解交军政府领收。
4月中旬，军政府在香港延聘律师控告伍廷芳卷款潜逃，伍也聘律师对抗。
香港中外报纸大登特登。
这一来大家都知道南方的军政府不只是四分五裂，根本是一息奄奄了。
这真是一件极可惜的事，对于南方军政府，因为这时正是北方直皖两系濒临破裂，战争一触即发，如果南方真的护法，团结一致，则北方的变局将使南方渔翁得利。
不料南方也是一样，一方面滇粤军发生冲突，另方面军政府则四分五裂。
相对的，北方也是自顾不暇，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来统一南方，如果这时北方直皖两系不是到了最后火并的时候，则用兵南方不难底定全局的。
对南方军政府最严重的，是国会议员也成批地不辞而别，甚至还带走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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