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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鉴于事态的扩大和严重，为缓和计，遂于5月7日由警察用汽车将被捕的学生们送回各校，北京学生们原定7日联合市民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北京政府不敢正面弹压，除了释放学生而外，且先于6日晚间冒名分别通知参加国民大会的各单位说是：“大会停开，请勿空劳往返。”
7日当天，天安门内外和中央公园一带军警林立，公园停止开放，因此大会无法举行。
北京罢课的各大专学校，由于被捕学生已经释放，乃终止罢课。
上海在5月7日这天召开了盛大的国民大会，会场在上海县西门外公共体育场，时间是下午2时。
一时不到就见参加大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有30余团体参加，会场可容1万人，可是会场外西至斜桥，北至西门肇园路、民国路俱是人潮，会中干事员各手执白布旗一面，上书：“争还青岛”
、“挽回国权”
、“誓死力争”
、“讨卖国贼”
等字样。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学生钱翰柱，年19岁，也仿北京大学学生谢绍敏，咬破手指，沥血成书，在白布旗上书“还我青岛”
四字。
还有一位不知名学生，胸前悬一白布，自颈至踵，大书“我是中国人”
，手中高持一幅白布上书“国耻”
二字。
大会由留日学生救国团干事长王宏实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叶刚久、汪阅章、朱隐青、光明甫等相继演说，慷慨激昂。
光明甫强调当前要旨是惩办卖国贼，全场热烈鼓掌赞成。
原本报名演说的有27人，因时间关系有些人未及演说。
当场决定四点：
（一）电达欧洲和会我国专使，对于青岛问题，无论如何，必须力争，万不获已，则决不签字。
（二）电告英、美、法、意四国代表，陈述青岛不能为日有之理由，以我国对德宣战，本为铲除武力主义，若以青岛付之日本，无异又在东方树一德国。
非独中国受其祸，即世界各国之后患，亦正未有已时。
（三）电致各省会、教育会、商会，请其一致电京，力争外交问题，营救被捕学生。
（四）由本日国民大会推代表赴南北和会，要求两总代表电京，请从速严惩卖国贼，释放学生。
当即推定光明甫、彭介石、黄界民、郑浩然四人往谒南北和会总代表，唐、朱两位即予延见，并将已拍到北京的电报给光明甫等阅看。
光等返告，咸表满意。
同时决定设立国民大会事务所以为永久性的民众团体。
留日学生的反日爱国情绪尤为高涨，前面提到章宗祥由日返国时，在东京车站即被留日学生包围，备受侮辱。
5月4日北京学生大示威，立刻在东京引起了留日学生的共鸣。
原来在东京，自二十一条约后，每年也在5月7日要举行国耻纪念会，日本政府当然用各种方法阻止，学生们要租一个会场都很困难。
早在民国7年的5月7日，留学生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会场，于是相约装作食客，到一家中国料理店去聚餐，借餐馆开会，结果被日本警察追踪而至，于是学生们手无寸铁和如虎如狼的警察大战，不少学生被打得遍体鳞伤。
最后参与开会的全体学生34人都被拘入警署，受到种种侮辱和虐待，因此激起全体留日学生罢课回国，进行反日运动。
8年的5月7日更是一个大日子，但日本警察则出全力阻止，留日学生根本找不到会场，于是推派代表去见中国的代理公使庄景珂，要借公使馆举行纪念会仪式，担保严守秩序，决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庄当面并没有拒绝，可是到了6日晚间，中国公使馆的里里外外都是日本巡警宪兵，层层密布，如临大敌，使馆内则灯火辉煌，弦管悠扬，学生们一打听，原来著名的京剧青衣梅兰芳在使馆内演唱天女散花。
学生们睹此情形，知道使馆是不会借出会场了，乃于当夜决议，在7日早晨集合，分为两组，一组从葵桥下车，一组从三宅坂下车，分途向各国驻日公使馆投递意见书，然后在日比谷公园集合散队。
每组都推定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
同时推定交涉员，担任发生故障时的解释工作。
第一组游行队接连遇到三次袭击，时间在下午2时、4时和4时以后，地点在德国公使馆侧巷、大手町和日比谷公园附近。
日本警察配合马队冲杀过来，胁令解散，学生们解释这是和平游行，无碍治安，但日警不满意学生们手持的白布标语：“打破军国主义”
、“维持永久和平”
、“直接收回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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