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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远虽是主和派，可是大势所趋，也不得不追随主战派出兵。
江苏督军李纯派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率部开到江西，陈光远也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进攻南雄。
守南雄的南军是滇军张开儒，他不战而退，桂系莫荣新乃派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督办，以加强对北江的滇军的控制。
从4月下旬起，南雄进行了好几度的拉锯战，但都不是激烈的战争。
因为陈光远的目的只在应付主战派而并没有积极地进攻。
闽粤边境也没有重大的发展，段内阁派福建督军李厚基为援粤军总司令，并调浙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为副司令。
4月26日李厚基到厦门设立司令部，浙军集中诏安与陈炯明的粤军相距只有十余里，诏安、云霄、平和等县都宣布了军事戒严令。
这方面的北军和浙江原来是准备和广东境内的龙济光军配合作战，由于龙军一蹶不振，李厚基不敢单独作战，所以也成为僵持之局。
本来，在南军方面，桂系和滇军约定，共同消灭龙济光军，推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西路高雷、钦廉一带归桂军负责，东路沿海地区归滇军负责，3月22日滇军攻克阳江，4月12日占领电白，25日进入化州，27日夺回龙军的根据地廉江，5月10日龙济光便逃到香港去了。
4月28日李烈钧由江门回到广州，29日督署举行讨龙祝捷大会，南军讨龙之战就算告一段落。
徐树铮在当时是一个忙人，既要一手包办新国会的选举，又要主持对南军事，因此经常往来于北京、汉口之间。
由于主战派两个大将忽然变卦不听调度，他打算单独依靠奉军，停止援川计划，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把张作霖承认调出来的六个混成旅全部摆在湖南战场上。
5月9日他派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到长沙，布置奉军入湘作战。
5月24日，他又从北京赶回汉口来督促进行。
但是这个计划引起了直（曹锟）、鲁（张怀芝）两军的极大反感，因此他们厌战的情绪更高。
同时，这个计划又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张作霖的反感。
张作霖出兵是另有目的的，把入关奉军全部摆在战场上，显然与他的目的不相符合；他更不能容忍徐树铮公然视奉军为己有而任意加以调度，因此他召回了三个奉军师长，并且借口边防吃紧要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但是小徐并不因此而气馁。
5月26日他由汉口到长沙，27日又到衡阳亲自与吴佩孚打交道。
他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打手，曹锟不过坐享其成，如果把吴佩孚拉过来，曹锟就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了。
6月1日，徐匆匆由前方赶回北京来，向段建议加紧笼络吴佩孚以拆曹锟的台。
段深以为然，立刻与吴直接通电话以示优异——内阁总理从来是很少和一个师长直接通电话的。
6月3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孚威将军”
。
将军虽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但在官制上是“特任”
级，与督军并行，一个手握实权的军人加上这个头衔，就是候补督军，与督军下台后被任为将军的作用完全不同。
但是这次安抚的工作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吴佩孚到了衡阳之后（4月25日），就再也不向前进兵。
6月15日，他和湘军（谭延闿、赵恒惕）成立了停战协定。
8月7日发表了致李纯的阳电，大肆攻击段内阁的亲日政策。
8月21日，再发表致冯国璋的马电，竟公然喊出“息战御侮”
的口号来了。
吴佩孚态度之转变有好几个原因：一、士兵久战疲惫，事实上，不能再向南深入。
二、湖南战争本是他的首功，督军却被张敬尧抢去，未免使他怨恨。
三、国内反对内战、反对亲日（西原借款已有好几笔交易成功，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也于5月16日签字）的气氛，日益浓厚，主战派的内部也在自生矛盾。
四、国际上则英美在欧战尾声中，逐渐恢复对东方的干涉，正在努力扶助反段的力量，以抵抗段系背后的日本。
五、最后和最重要的是，在南方已由滇桂两系军阀捧出岑春煊为军政府主席总裁（5月20日），对北方求和的心理比以前更加迫切。
而吴佩孚和桂系已经建立了秘密联盟，企图利用这个联盟，来提高他的地位。
徐树铮赴衡阳访吴佩孚时，吴请他吃饭，饭后在院子里一个大金鱼缸边密谈，谈得十分投机。
徐树铮乃作了一首衡州谣赠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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