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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解决时局的唯一的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利用段以抵制张勋的一个救急的办法。
瞿瀛认为这个办法不好办，因为仅在半个月之内，由罢免段而起用段，转变得太快，将使总统无地自容。
张说：“今天的问题，不是争面子、闹意气的问题，而是民国存亡的问题。”
这一说，瞿瀛也就同意，匆忙地赶回北京，向黎报告。
黎在万分紧迫情势中找到身边寥寥可数的几个幕僚研究。
有人十分气愤地说：“张国淦是老段的说客！
任何事情好办，只是不能再看老段的一副恶嘴脸！
复辟可能是一种谣言，今天哪个敢于公然进行复辟！
即使真有其事，我们宁可断送于张勋之手，不能让姓段的再来欺负总统！”
黎又被这一说打动，兴奋地说：“我们抱定宗旨，不要中别人的诡计！”
9日，张勋没有等待黎的回音，就派辫子军先头部队开到北京，分驻天坛、先农坛两处。
这是公开向黎示威的一个步骤，仅在几天之前，黎采纳了李经羲的建议，想利用张勋去退督军团的兵，而此时最感迫切的是退张勋的兵。
因此，黎急如星火地电令在天津的夏寿康去找李经羲，请他劝告张勋切勿轻举妄动。
果然李不敢向张勋说硬话，反而请夏寿康转告黎：“张绍轩想进行复辟是不可否认也不必讳言的。
但是，据我的观察，他还认为现在不是进行复辟的适当时期，现在他的目的在于解散国会。
总统以礼貌接待他，同时接受他的意见，据我的观察，绍轩是一个血性男子，他一定会支持总统的。”
黎立刻吩咐把公府大礼堂粉饰一新，并加意布置，准备以此为张勋晋京后的行馆。
公府大礼堂以前从不招待贵宾，只曾招待过副总统冯国璋一次。
同时，他又召集公府的外国顾问研究解散国会是否违宪的问题。
黎的目的是想在违宪之中找出一个不违宪的新解释来。
在袁世凯当权时期首先建议采行君主立宪制，并且首先向袁自称外臣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说：“《约法》虽然没有解散国会的规定，但也没有不能解散国会的规定，这就足够说明解散国会并不违法。”
黎的“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
的决心已有所转变，认为解散国会事小，清室复辟事大，两害相权，当取其轻。
现在既然找到了解散国会并不违法的新解释，他就下了解散国会的决心。
他没有懂得也不会懂得解散国会就是取消共和制度，为清室复辟铺平道路。
此时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找一个国务总理来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因为未经总理副署的命令是违反《约法》的。
在辫子军开到北京的时候，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也不敢实践其以全力担保维持北京治安的诺言了。
9日晚间，他自动地搬到公府来下榻，表示其与总统共生死的决心。
10日黎派他去找代理内阁总理伍廷芳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伍一口拒绝。
王鉴于问题没有解决，祸事快要临头，就偷偷地回到西单牌楼堂子胡同私宅，准备逃出北京。
有人把这个消息报告黎，黎急派步军统领江朝宗等到王宅力加劝阻，王才无法脱身。
国会解散问题，只存在谁来副署这个命令。
在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未就职以前，这个命令由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副署是合法的。
但是伍以前肯出面来代理总理，就是为了帮助总统对段进行斗争。
现在总统竟然不惜解散国会，甘于向暴力屈膝，伍自然不肯盲目服从了。
张勋的最后限期届满，解散国会的命令还是没有发表，气得他在天津跳脚骂人，吓得在北京的黎元洪心慌意乱。
11日，黎无可奈何地再请伍到公府来，想劝他以民国为重，副署这道命令，但是伍称病不肯来。
此时便有刚由天津回京的夏寿康向黎出主意，以提拔伍朝枢（伍廷芳之子，任外交部参事）为外交次长作为副署这道命令的代价。
伍听了这句话，认为侮辱人格，表示断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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