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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自释褐入部时，未尝一到署，但忧国危，不得已而发狂言，亦如今日耳。
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
前年某大党势焰弥一国，戴吾为党魁，且欲推为总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嘱党人切勿投票相举，此皆公所知也。
仆之不可受总统，犹公之不可受帝号改元年一也。
我惟不为总统，故敢以规公亦并谢去，运有荣悴，时有穷通，惟我与公，正可互相劝勉也。
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
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歔，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
《传》曰：“忠言逆耳，药石也。”
《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仆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窃恃羊裘之故人，廿余年之交旧，当中国之颠危，虑执事之倾覆，日夕私忧，颛颛愚计，敢备药笼，救公急疾。
吾闻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疢也。
《传》曰：“美疢不如药石。”
惟智者能预见事机，惟善人能虚受善言。
不胜冒昧屏营之至，惟公图之，伫闻明诲。
北风多厉，春色维新，为国自爱。
第82章贵州紧随云南
5年1月2日蔡锷派遣戴戡经由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另派王伯群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系当地黔军。
戴和王都是贵州人，而且在贵州有声名和人望，他们都是蔡锷的重要核心人物。
云、贵在地形上具有其密切的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护国讨袁而落入袁系手中，云南的独立便受到严重的威胁。
当云南起义时，蔡锷和唐继尧都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参加护国行动，刘显世对袁本是离心离德的，因为袁的新地方官制中，各省都设有将军，就只是在贵州和福建两省设护军使，这表示袁对这两省不重视。
可是刘显世是个持重而保守的人，所以他不敢立即参加讨袁的行动。
这时，贵州一般情绪已经趋向讨袁了，王伯群的兄弟王文华担任黔军的团长，他和另一位团长熊其勋都敦促刘显世参加护国军。
贵州由于平素兵额很少，所以团长就是实力人物。
在贵州军民都有迫切的要求讨袁时，袁所派的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为了缓和贵州军民的情绪，5年1月7日他电请袁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
袁则一面授意参政院回电予以驳斥，一面于1月14日下令叫他离职北上，并为了讨好刘显世起见，乃派他的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于1月16日化装逃走。
1月18日贵阳举行了全省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与会代表力促刘显世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贵州都督，但是刘还不敢下决心，仍然依违两可，同时电请袁迅速接济军饷以稳定军心，直到1月24日，戴戡率领滇军一营进抵贵阳，26日袁汇来军饷30万元，于是刘遂于27日宣布独立，参加护国军讨袁。
关于贵州举义情形，何应钦曾撰《滇黔首义五十周年》一文中叙及，特节抄如下：
当民国二年十二月之际，袁世凯召集政治会议，王伯群先生任贵州代表赴京，知袁氏将谋帝制，遂滞留京津，侦其内幕，尽得其情。
帝制议起，伯群与蔡锷密谋起义讨袁，锷虑黔作壁上观。
伯群曰：“贵州意向，余弟王文华能左右之。
且所部皆劲旅，可一战也。
余兄弟早知民国必危于袁氏，磨厉以须者久矣。”
锷曰：“今始知君昆季非常人也。
黔能共举，滇势不孤，尚何犹豫。
吾当冒险入滇。”
因此书请伯群先赴云南，密谋部署。
民国四年十月，伯群间道至昆明，会国父命吕志伊、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诸先进相继入滇。
吕志伊先至滇垣，适巡按使署接北京陆军统率办事处电令，拘之警察厅，吕函邓泰中、杨蓁求救，邓、杨至警厅引吕出，谒唐继尧，告以来意，唐命泰中款之于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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