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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姑一尝试焉，而知其必不吾诃也；信如是也，则公等将视我大总统为何如人？食言而肥，匹夫贱之！
言念及此，则侮辱大总统人格之罪，又岂擢发可数？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复次，公等曾否读《约法》？曾否读《暂行刑律》？曾否读《结社集会法》？曾否读《报律》？曾否读一年来大总统关于淆乱国体惩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为国民者应有恪遵宪典法令之义务？乃公然在辇毂之下，号召徒众，煽动革命（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执法者惮其贵近，莫敢谁何，而公等乃益白昼横行，无复忌惮，公等所筹将来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纪纲，则既被公等破坏尽矣！
如曰无纪纲而可以为国也，吾复何言？如其否也，则请公等有以语我来！
且吾更有愿为公等进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议，其不愿徒托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张者能实见施行，更申言之，则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国体，一度建设，则基业永固，传诸无穷也。
夫此基业，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传诸无穷？其必自国家机关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
今当开国承家伊始，而首假途于犯法之举动以为资，譬诸欲娶妇者，横挑人家闺闼，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节操可勿沾沾也，则其既为吾妇之后，又有何词以责其不贞者？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则他日在君主国体之下，又曷为不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君主，使其时复有其他之博士提示别种学说，有其他之团体希图别种活动，不知何以待之？诗曰：“毋教揉升木，如涂涂附。”
谋人家国而出于此，其不智不亦甚耶！
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
以不可继者诏示将来，其不祥不亦甚耶！
昔干令升作《晋纪总论》，推原司马氏丧乱之由，而叹其创基植本，异于三代。
陶渊明之诗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呜呼！
吾观今兹之事，而隐忧乃无极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示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
深叹其于立宪精神，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勿已逾法律以为善耶！
呜呼！
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
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第71章梁士诒和请愿联合会
袁称帝以前，北洋政治上的暗潮是粤系、皖系之争，所谓的粤系，是梁士诒系，又称交通系；所谓的皖系便是杨士琦系。
梁士诒在民国元、2、3年间，在袁的下面实在是一个权威人物，等于是“幕后总理”
，因为他是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承上启下，呼风唤雨，加上他又有实际的财政大权，因此他确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给财政专家的熊希龄总理难堪，使杨度和杨士琦的交通总长先后流产，因此，当时的北京官场，如果走不通梁士诒的路，做官的前程便有限了。
可是，他的势力愈大，其反对力也愈大，两杨就是主要的反梁力量。
两杨是杨度和杨士琦。
据说当约法会议召开时，袁世凯颇有意思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燕孙是国民党首领，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
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他不合做这事。”
杨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杨拟任交通总长，被梁冷冷地向袁说“晳子对交通外行”
，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
民国3年初，总统府中粤、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3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
别人骂我黄老主义，我实在无所谓。
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
那时，项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杨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马上走。
张文襄竟说：“两柱虽移植其一，中间则仍留一线。”
两柱指项城和庆邸，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
武昌起义后，派我当议和代表，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所以我辞职不干。
过去两年间，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
项城再三电召，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既来则安，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更无所谓，既无做官的必要，亦无不做官的必要。
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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