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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余为传译，犹觉心悸。
杨使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
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余以商租事属创举，地方官恐不能明了，特召集吉奉两省特派交涉员及警察长官来京，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难情形。
日本提出内地杂居条件，本部以治外法权尚未收回，外人内地杂居，此例一开，各国效尤，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再三磋商，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办法。
商租不是卖绝，又不同典租，必须定明年限，如何分利，均应照各地习惯，订立租契。
租契应由官制，发交各处应用，以期划一。
应贴印花收契张费等可由各省自定。
至“服从中国警察法令”
这八个字，争了几次，才得照允。
此与主权有关，本部甚为重视，执行时不必节外生枝，亦不可随便通融。
至警察条例两省谅均有规定，最好两省大旨相同，以便执行时免生枝节。
惟须切实执行，一次通融，即成惯例，务请诸位格外注意等语而散。
后来两省照行，在张作霖时代，未闻发生问题，后张学良继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
日本总领事以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学良亦不理。
适有日人在万宝山，以商租田亩邻近地上，商租一条地为开沟引水种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与，日本竟派警察保护，开始挖沟。
中国亦派警察阻止，彼此冲突。
日本改派军队，我方亦改派军队，双方就此开火，越闹越大，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之原因。
故九一八事变，实起因于万宝山事件也。
总统以屈于最后通牒，变为国耻，发表告诫百僚书后，一时曾力图振作，督促各部，于兴利除弊应行建设之事，指示周详，以期百废俱举，于国务会议时，时时警惕，愤懑之情，现于辞色。
每次会议，必有新案提出讨论，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克期拟成计划，付之实行。
尤其对于军事，格外注意，谓当欧战之时，不能有外力援助，只有自己努力进行，筹建炼钢厂，添设巩县兵工厂，整顿各兵工厂、福建造船厂，又练模范团三混成旅。
对于整理财政，发行国内公债，改革币制（废两为元），整顿税收，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办学校，有已施行，有在筹备。
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从事，一时颇有朝气。
嗣以日本议院抨击政府对华政策之失当，西报亦有夸奖袁总统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等语，遂渐生自满之心。
加以左右逢承，以为日本伎俩不过如此，只要用心对付，不足为虑。
且忽作奇想，以为环顾世界，除美国外，君主国多，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种族相同，我改共和，与日本政体不同，易生隔阂，帝制自为之思想，从此酝酿于胸。
加以张勋、倪嗣冲之流，常言地方民情与共和制度格格不入，杨晳子（度）等又以中国行共和制度尚早，引美顾问古德诺之话为证。
项城受此浸润之言，政事激生懈怠。
曾几何时，朝气又成暮气矣，真是可惜。
第67章冯段离心离德
北洋系的基础，建立在小站练兵时期，那时，袁把全部心力都用在建军工作上，他躬亲部署一切，如：军队的编制和调遣，将领的选拔和补充等。
其后政治上袁的地位日高，北洋军的发展也日大，袁自然不能兼顾北洋军，于是冯段诸将的权力因之逐渐提高。
袁当总统后，精力分散到外交、财政、政党方面，军事就付托给北洋系的大将手中。
这时，“北洋三杰”
的情况是：冯国璋外调南京，主持长江一带的军事；段祺瑞在中央统理全国军事；王士珍却退隐正定。
段以陆军总长身份，不但对北洋军系独揽大权，即对于全国军事亦有统筹之权。
段倚赖徐树铮，徐有才气，可是和北洋系的渊源不深。
北洋军的新生力量，多数是由段所培养和提拔，不过袁对军事并不放松，所以便在总统府内设立军事处以控制全国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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