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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方即说，既然只是希望条件，对方不愿开议，即不应强逼开议，设若交涉决裂，你将何以处置？加藤答，不惜使用武力，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
松方笑说，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应速自行善处（日本对善处之语，意颇严重）。
加藤知是有贺进言，遂令监视有贺，不许行动，幸有贺已完全报告矣。
加藤外受盟邦猜疑，内招元老之诘责，进退两难，图穷而匕首见，竟决下最后通牒，以强迫我国；一面又将第五项在最后通牒内谓“暂时脱离，容后再议”
。
这种措词等于自行撤回，对外尚剑拔弩张，对内已色厉内荏矣。
陆公使（宗舆）亦探得内容，密电报告。
最后通牒电达北京日使馆，一面将副本送达中国驻日陆公使，陆公使即电告外交部。
而北京日使馆方面接到通牒，不即送交我外部，由小幡来见我说，政府即预备下最后通牒，不惜一战，若将第五项酌议几条，即可免此危险。
我答以贵国已将最后通牒副本送达我国驻日公使，已来电报告，公使为政府代表，送交公使，即无异送交我政府，既下最后通牒，有何再商之可言？小幡语塞而去。
日本外交官总想得寸进尺以邀功也。
翌晨，日使即将最后通牒亲到外交部送交陆总长，态度严重，不发一言。
陆总长只说了“可惜”
一语，他即告辞。
日方一面关外调动军队，渤海军舰游弋，迨下通牒后，训令日侨预备撤退，下戒严令，尽其恫吓之能事。
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膳，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
陆闰生公使（宗舆）又以日本内情时常电告。
陆总长确能恪遵总统批示，决不越出批示范围。
正式会议之外，又有侧面商谈，卒以说动日本元老挽此危机。
日本所提之廿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撤回。
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
揣日本此次所提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
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
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
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
世人不察，浑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
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
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尤异者，我虽列席会议，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徵祥，我是次长何能签约？世人都误以为此约由我签字，张冠李戴，反未提及陆氏，亦是不可思议之事。
总统召集各机关首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
外交总长陆子兴尚未到，以电话催请，云与英使朱尔典会晤，等候三十分钟后，陆氏才到，报告与朱使特别会晤情形：朱使云，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于会前来见。
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测非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
闻陆军段总长（祺瑞）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
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
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之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
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
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不比寻常会晤，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言时声泪俱下。
我答以今日之会，由总统亲自主持，必能慎重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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