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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把卖国的罪名转嫁到反对他的国民党身上，以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根据他的说法，出卖国家的，不是他而是国民党领袖。
他在乱党之外，又找到国贼这个恶毒字眼来套在国民党领袖头上。
他这一套是想替自己开脱卖国罪名，并且转移一般人民认为国民党只是袁的敌人的感觉。
《惩治国贼条例》中有“取缔中国实业家与外国人签订条约”
的一条，因此又引起了日本公使于7月8日提出强硬的抗议，袁费了许多唇舌才敷衍过去。
曹汝霖因为是亲日派，又实际负责签订这个卖国条约，因此便成为众口指摘的卖国贼。
全国各地纷纷电请：“诛卖国贼曹汝霖以谢天下”
，吓得陆徵祥和曹汝霖都通电辞职。
陆的通电中有“曹次长误签四字，益费踌躇”
。
曹通电则说：“此案和平了结，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总长之公意。
……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经用电话请陆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
关于加注“容日协商”
四字，袁说曹未请示而擅自决定，曹则说是请示后而行。
其实签已经签了，加不加这四字，并无关系。
附录曹汝霖所撰《我与廿一条》，曹为公认的亲日派，被国人目为卖国贼，他所叙述签约的经过当然是为自己做翻案文章，可是因为他是签约的当事人，所以自然有一部分史实存在——
余就职（外交部次长）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
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国是粗定，即可从事建设。
惟欧战方酣，日本已占领青岛。
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示以方略，议定廿一条觉书，令日置益公使携之回任。
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袁世凯），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
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
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日使辞出后，总统即对我说：“日本觉书留在这里，容我细阅。”
余即回部。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
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
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
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
各人唯唯听命而散。
其时陆子兴（徵祥）并未与议（原注：《陆徵祥传》一书所记与事实不符，且说我与慕韩主张即行承认，不必商议，更属无稽）。
越日总统召我入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与子兴即照此商议。”
觉书分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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