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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政府以隶籍国民党之议员早不以法律上合格之议员，自居为理由，岂非以政府而审查议员资格，侵害国会法定之权限乎？至于追缴证书徽章，直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细按《约法》，大总统无此特权，不识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此不能不怀疑者一也。
十一月四日命令之结果，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者三百余人，次日又追加百余人，遂过议员总额之半，两院均不能开会。
查议员中有早已脱该党党籍，改入他党，或素称稳健，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亦一同取消。
政府确为惩治内乱嫌疑耶？则应检查证据，分别提交法院审判，不得以概括办法，良莠不分，致令国会人数不足，使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也！
近复报纸纷传政府将组织行政委员会修改《国会组织法》，改组国会。
此种传说是否属实，姑不具论，究竟政府方针，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对于国会是否以法律为正当之解决？此不能不怀疑者二也。
议员等对于国民党，素深恶绝，当南方无事，政府敷衍伟人之时，于彼破坏主张，无不严厉攻击。
及湖口乱起，天下震动，亦曾连名通电，声罪致讨。
今政府去害群扶正气为前提，实与议员等素志符合，唯去之之方，是否适法？扶之之道，是否诚心？群怀疑虑，势难缄默。
兹依《议院法》第四十条质问，应请政府于三日内明白答复。
民国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北京国务院在民国2年12月23日向参议院提出答复书如下：
……依《约法》第十九条暨《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质问权为议院职权之一，非议员职权之一，其义甚明，故质问之行使，无论《议院法》有如何连署之规定，虽不必由院议公决，要不能不经由议院提出，是以议员迭次依《议院法》而提出质问书，均于议院有《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定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得以开议时，由议长以开议日期报告文件之际提出报告，此执行《国会组织法》暨《议院法》之通例，实为两院所现行，断未有不经此项手续，而可以滥行质问者也。
兹来咨既称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前议院所有之质问权，当然因不能开会之结果，而不能提出。
……查两院议长，业于十一月十三日，以两院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起，停发议事日程等语，通告有案。
此次质问书之提出，在议院议长通告停发议事日程之后，既已停发议事日程，何能提出质问书？且查当日提出质问书之情形，系发生于两院现有议员之谈话会，以法律规定所无之谈话会，而提出属于法律上议院职权之质问书，实为《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规定所未特许。
政府为尊重国会起见，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
惟查各该质问书，于追缴隶籍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及令内务总长分别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各节，不无所疑，不能不略为说明，以免误会。
查十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曾声明此举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并将详细情形布告国民；盖以议员多数而为构成内乱之举，系属变出非常，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即各国亦无此先例，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
所以令下之日，据东南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均谓市民欢呼，额手相庆。
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人心骚动，系属危言耸听，殊乖实情。
且现已由内务总长核定调查候补当选人划一办法，令行各省依法办理；议员郑毓怡等所称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尤属因误滋疑。
总之，前奉大总统命令，业已郑重声明，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等因。
各议员果能深体此意，怀疑之点，当然释然。
除函答参议院议长外，相应函请贵议长转达贵院现有各议员查照可也。
第58章黎元洪北上入瓮
黎元洪自张振武案后，已经身不由己，非跟袁走不可了。
二次革命时，黎更是一面倒向袁，袁知道黎爱戴高帽子，曾亲笔写“民国柱石”
四个大字制匾送黎。
袁和国民党决裂后，又亲书“中华民国副总统府”
八个字，制成宽五寸、长四尺八寸的长匾，派专使送到武昌来，挂在都督府门外，黎乃对袁由怀疑心理而变为心悦诚服的心理。
迭次通电，如：“先选举总统”
电，“解散国会”
电，还有最肉麻的是：“请叙袁克定赞助共和功”
一电，这是一通拍马屁的电报，想不到竟碰了一鼻子灰。
袁复以：“酬庸之典，以待有功。
儿辈何人，乃蒙齿及！
鄙人勉服国务，乃为救民，岂有荣施，及于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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