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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蛛丝马迹，因此这时的北京，盛传总统和总理不睦之说。
不过总统府内的人士则力称毫无其事，当时政坛红人梁士诒曾语人说：外边老是传说内阁要垮台，这是从何说起，内阁刚上台还没有唱戏，如何便倒？梁的话自不是由衷之言，不过熊、梁虽然暗中勾心斗角，可是梁毫无问鼎总理之打算，只不过梁这时对于财政极有影响力，在这方面，熊、梁是有冲突的。
熊虽然已经四面楚歌，可是还在勉强挣扎。
民国3年（1914年）初，北京报纸竟把去年熊在热河都统任内，牵连热河行宫盗宝案刊出，堂堂国务总理公然和盗宝案有关，报纸毫不留情面，自然是有人主使的。
熊看了很生气，曾函请内务部转知检察厅查究其事，警察厅将原信照转到地方检察厅，地方检察厅竟在信上批了“饬具诉状，原件却回”
八个字，这对于现任国务总理是完全不给颜面，除了袁的授意，如何会这么做呢？
民国3年2月7日，熊请辞职，辞职书有云：“筹维鲜效，擘理多疏，任重才轻，心余力绌……恐误国事于无形，致愆尤之丛集。
……”
袁批准熊辞去财政总长兼职。
熊再于2月12日上书恳辞总理，辞职书云：“窃希龄猥以才力竭蹶，贻误国是，恳请退避贤路，乃蒙钧谕优嘉，仅准免其兼任，希龄自顾何人，敢再渎请。
惟是泛水之舟，操舵者既无驾驶能力，必须易人，乃可渡登彼岸。
时局艰危，无以异此。
倘自知其力不能胜，而复勉强支持，将恐载胥及溺，补救为难。
希龄一身不足惜，其如国事何？谨再陈情，伏乞俯如所请，另简贤员，提任国务，俾得少免咎戾，曲荷保全，无任感悚待命之至。”
袁乃予以批准，原批云：“据呈已悉，该总理兼任艰巨，夙矢精勤，前者陈请辞职，特许免兼财政，以节贤劳，至于任重钧衡，方冀情深维系，乃仍申前请，弥切去思，念时局之多艰，思得贤而共理，再三慰留，并命国务员合辞敦劝，维舟楫共济之忱，深切金玉弥育之感，既执祛之莫遂，怅回辔以无从，勉顺所陈，准免国务总理本官。
此时高引，谅有幸于遂初，他日讦谟，愿无忘于辰告。
此批。”
袁在熊第二次辞职书予以批准后，派孙宝琦代理。
熊希龄于民国2年9月11日组阁成立，到民国3年2月12日交卸，时间还不到半年，受够了气，吃够了苦。
随熊去职的是汪大燮、梁启超、张謇。
袁既准许这几位名流去职，同时又想以一些空名义来羁縻他们，于是发表熊希龄为全国煤油督办，张謇为全国水利局总裁，梁启超为全国币制局总裁。
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是看管内阁，以周自齐调署财政总长，朱启钤兼代交通总长，章宗祥代理司法总长，严修代理教育总长。
国务院秘书长陈汉第于熊辞职前，曾愤然对新闻记者说：“总理已寿终正寝，而我辈尚不能不亲视含殓。”
由于这句话传出很多枝节，有家报纸刊载熊希龄对人说：我已病死，看不到抬棺材出门。
这意思是说总统制已决定，副署于总统制等于是棺材出门。
熊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读者试一回忆，当民国2年秋季，袁要熊出而组阁时熊是多么意气昂扬，那时候袁是要这些名流政客和进步党为他装点门面，在国会中做袁的友党，帮助袁对付国民党，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推翻《约法》，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
这些事一一完成后，名流内阁变成了袁的赘瘤，进步党也失去作为工具的地位，连黎元洪都要押解来京软禁，熊希龄算得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不辞职也非下台不可了。
第55章民国正式总统
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对于组织政府的程序是这样规定的：根据《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总统和临时政府，然后由临时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与组织法，于十个月内完成正式国会的选举与召集，再由国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总统和正式政府。
但是袁已迫不及待地要改临时总统为正式总统，这时虽然正式国会已成立，可是选举总统必须根据总统选举法，而总统选举法又是宪法的一部分，所以必须先制定和公布宪法。
按照这个程序，必需相当时日，而袁急切要做总统，这真是急惊风遇到了慢郎中，于是北洋系便想出了一个借口说：列强各国政府在中国正式总统没有产生前，是不会承认中国的，如果民国再不被各国承认，则中国有被瓜分之虞；因此，先选举总统，是拥护共和，巩固民国的主要关键。
同时，全国19省区的军事长官联名发表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制宪法，这道通电是由黎元洪领衔的。
折中的方案在袁的策划下制定，那是把总统选举法从宪法中提出来，由国会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前予以制定，提交参、众两院联席会予以公布，以便提前选举总统。
这时的国会，虽然国民党还是多数，但是国民党议员已是袁的政治俘虏，至于进步党更是亲袁而和国民党打对台的。
可是袁还不放心，又由袁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组织了一个公民党。
这个党的任务完全为了提前选举总统，它是于民国2年9月18日成立的，它包括三个小政团：（一）议员同志会，这是旧民主党山西议员李庆芳组织的；（二）潜社，广东人士所组织的；（三）集益社，亦是广东人所结合的团体。
公民党的党纲是：“以国家之权力，实行政治之统一，增进国民之幸福。”
公民党的政策是：“以提前选举正式总统为第一要务。”
在这时候，既然先选总统成为必然之势，部分国民党议员便幻想在选举袁为正式总统之后，就可迅速制定和公布宪法，用以引袁走上法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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