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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向其亲信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
右又是捣乱，左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诚未敢多让。
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人未尝不能平之！
袁作此语时，有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三人在座。
梁嘱曾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谓可即说是袁慰庭说的，我当负责任云云。
袁有个习惯，他每次要有行动时，总要把北洋军搬出来炫耀一番，以达其先声夺人的目的。
这时他也故技重施，采取了同一手腕，第一步骤是指使北洋军将领发表联合电报，痛骂以国民党为多数党的国会，对大借款问题无理取闹，不顾大体。
第二步骤是专对黄兴，硬说湖北季雨霖叛变是黄兴所指使，张勋通电捏造黄兴派人到兖州运动军队，把黄兴说成是好乱成性的捣乱派。
第三步骤是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张勋等联名通电：“枕戈待命”
。
同时北洋系组织了七省联盟以对抗国民党的四省联盟。
在一片疯狂叫嚣中，有人建议由各省军人推戴袁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袁的军事部署是这样的：派倪嗣冲为安徽清乡督办，由河南向安徽边境进发；派毅军赵倜与第六师李纯两部集中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关；又派海军舰队游弋于九江上下游一带，其目的在进攻国民党控制下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
5月15日取消黄兴上将头衔，6月9日免江西都督李烈钧职，6月14日免广东都督胡汉民职，6月18日令粤汉川汉铁路由交通部直辖，准督办岑春煊辞职，6月30日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职。
江西、广东、安徽省形式上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而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又都是国民党党员。
袁的这些行动，显示他已和国民党正式破裂，大局至此，遂不可收拾。
袁和国民党决裂后，举足轻重的是湖北的黎元洪。
黎虽举足轻重，但他一直为国民党人所轻视，自张振武案后，更为国民党人所不谅，因此，在这两大势力之间黎必须选择一条路。
由于张振武案他已入了袁的网罟，所以他在这战云弥漫时，向袁递上一道降表，中有：“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拄搘，决无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给黎回电，极尽敷衍：“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亦不赦。”
这一对冤家，后来又变成了儿女亲家，现在则互相发誓以强化互相勾结。
袁、黎两人的勾结对于袁这次用兵的成败，是一个大关键。
因为湖北居中国要冲，是南北战争的枢纽地带，黎元洪的倾向可以成为双方胜败重要关键之一，黎元洪既然敞开大门让北洋军进入湖北，所以第六师得以安全迅速地通过武胜关，一步一步移动到“长江之腰”
的田家镇，矛头指向江西。
在6月9日袁撤免李烈钧的江西都督时，就同时发布命令，以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事；以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升授中将；以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加中将衔。
欧阳武和陈廷训都是江西将领。
袁的这道命令相当狠毒，用黎兼领江西都督，不但是眼前的借刀杀人计，而且也是未来的调虎离山计。
因为目前这么做，使国民党更恨黎元洪，黎势必只有一面倒向袁的怀抱，待经过一段时间后，便可再发布一道人事命令，命黎专任江西都督，而免去其湖北都督的兼职，使黎离开他的根据地武昌。
黎虽号称老实人，可是在对他自己有切身利害时，他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他坚决不肯“兼领”
，并极力保举欧阳武继任江西都督。
黎既然表示拥护袁，于是乃致电黄兴和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等，电云：
……元洪与诸公，昔为生死患难之交，今为唇齿辅车之势，感赴援之厚谊，怀通好之真诚，区区此心，万不至舍旧谋新，去近图远。
惟外观世局，内审国情，但知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以保育共和，维持统一为宗旨，不忍南北稍形决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茧裂，强敌剖分，民国不成，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元洪恃在夙好，敢贡罪言，情尽于斯，尚祈矜察。
黎虽然向袁递了降表，可是促成袁、黎结合的，不能不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章炳麟，一个是饶汉祥。
刺宋案闹得下不了台时，章曾给袁一函，其最后一段是：“诚能决心以去宵小，推诚以待人才，保全倡义之元勋，倚任武昌之夹辅，何不乐为？”
这倚任武昌之夹辅，就是强调袁必须和黎合作。
以革命时期曾坐过牢，文名满天下，又有“民国祢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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