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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篇倒乱千秋的手笔，据说由“智多星”
赵秉钧想出“移尸嫁祸”
的妙计。
这篇文章是于3月26日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内称：“据应夔丞23日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特先判处宋以死刑，即时执行。”
云云。
赵想以此转移国人视线，把梁启超、汪荣宝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列为陪客，并且把杀人主使犯也摆在一起，以为这样就能混淆事实，就能使人相信上海真有这样一个暗杀组织，这个组织不但要暗杀国民党领袖，也要暗杀其他政党领袖，甚至还要暗杀北京政府的首脑。
袁为了表示“坏我栋梁”
，乃命工商总长刘揆一以吊丧为名，到上海来疏通黄兴。
他杀了一个湖南人，却请出一个湖南人到上海来疏通另一位湖南人。
刘揆一也是国民党，竟为了一个总长地位，不惜替袁作说客，黄兴对刘毫不客气，他弄得很没趣，回到北京后便向袁称病辞职。
上海地方检察厅公然宣布要票传赵秉钧出庭，这一来可把袁和赵搞得很头痛，他们也妙，只好横了心黑了脸，宣布在北京破了一个暗杀组织，名叫“血光团”
，黄兴是团长，北京法院也要票传黄兴。
袁的嫡系报纸《北京国报》公然用大字标题“伟人造反”
，说湖北季雨霖谋反，是黄兴主使。
而国民党的报纸则大字标题“总统杀人”
以作报复。
应、武两犯是于4月16日由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移交给上海地方检察厅看管的。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亲自从南京到上海来，会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在上海交涉员署内执行检查手续。
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发表通电把有关宋案的证件全部发表。
袁命令北京的司法部通电否认地方长官有宣布宋案证据之权，认为这样是干涉了司法独立。
宋案发生牵连到赵秉钧后，赵很没趣，袁也很光火，于是赵乃避嫌辞职，袁在赵辞呈上批为准予请假暂时休息。
4月3日赵在北京《新纪元报》发表了一段谈话，把他自己说成是宋教仁的最好朋友，他说：“我和钝初一任内务一任农林，以同僚而为至友，他住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来不及出城，他总住到我家中，我们感情甚洽，无话不谈。
他离北京南下时，欠了五千余元的债，都是我替他偿还的。”
当孙中山把中华民国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时，革命党对袁修筑了三道围墙：一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二是袁必须到南京就职，三是袁发誓必须遵守《临时约法》。
可是袁在宣布要南下时，在北京制造了兵变事件，于是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计划为之粉碎，袁也不需南下就职。
其后唐绍仪辞职和军警威胁临时参议院，把遵守《约法》的规定也粉碎了。
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参加巨头会议，本想用至诚感人的方法，使袁改邪归正，为了委曲求全，在“四巨头宣言”
中，连迁都南京和贯彻责任内阁主张都没有提出来。
在袁看来，不是革命领袖宽宏忍让，而是认为他可以用花拳绣腿的手段来对付革命党，因之鼓励了袁的予智自雄的野心。
自唐绍仪被迫辞职后，责任内阁的路袁是绝对不走的，即使宋教仁组阁，袁也不会放松。
张振武案不了了之，使袁胆子大了，认为可以用血案来解决政治问题，宋案就在这时发生。
3月25日，孙中山自日返抵上海，距离他2月11日赴日考察，前后不过一个半月。
孙登岸后即邀集在上海的国民党领袖在上海同孚路21号黄兴寓邸会商宋案应付办法，安徽都督柏文蔚也托词到上海省亲，参加了这个会议。
这时袁向五国银行团进行大借款的消息也传到上海，国民党认为这是袁恃以发动内战的军费来源，更加愤慨。
孙和戴传贤主张用兵。
孙中山有“联日速战”
的讨袁方略，主张国民党应该先发制人，通电各国阻止大借款，并由国民党控制下各省区组成讨袁军。
黄兴对这个计划不赞成，他认为在国际方面中华民国还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边疆形势日益险恶，如果国内再发生战事，中国岂不成为朝鲜第二；至于在国内的形势对比，国民党不敌北洋派，因为革命阵营中许多意志薄弱只想做官的人，都已经投向北洋派了，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仅只有江西、湖南、安徽、广东四省，而这四省的内部也并不统一，国民党必需量力而行，知彼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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