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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总统府内设立财政会议，每星期一开会一次，由袁世凯亲自主持，出席会议的人几乎全部和借款事有关联，计为：梁士诒、叶恭绰、梁如浩、胡惟德、施愚、熊希龄、周学熙、赵秉钧。
中国银行则于元年8月1日正式营业。
前面已提到，中国银行的前身是大清银行（光绪三十四年成立）资本1000万两，官商股各半。
辛亥起义后，营业停止，损失甚巨。
其后改为中国银行，被官定为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由吴鼎昌任监督，旧大清银行的商存各款1000万两，及商股500万两，均改为中国银行的存款，由银行分笔摊还。
中国银行成立后，发行兑换券一元、五元、十元三种，由财政部分咨内务部、交通部及各省都督指令商民及邮电、路、轮、税、厘各公司机关一体适用，不得留难折扣。
陆内阁难产，但终于呱呱坠地。
这位被各方尊为外交长才的陆徵祥，在外交紧张空气中登台，不料他上台后首先碰到的，不是外交问题而是内政问题。
第39章张振武被杀
在辛亥武昌首义时，有三位年轻人都是策动武昌起义的重要角色，对于创建民国厥功极伟，那就是名闻全国的“三武”
——孙武、蒋翊武、张振武。
孙武是清朝末年革命党在华中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
武昌首义前一天，他在汉口宝善里22号的楼房中搬移炸弹，部署起事，不料用力过猛，把一个玻璃管子撞破，药水滴在炸弹里面，“轰隆”
一声炸弹爆炸，把他的面部烧得稀烂。
幸而同志们用一块毛巾盖在孙武脸上，装扮成病人，坐了一辆人力车送往同仁医院就医。
由于这一爆炸，惊动了印度巡捕，发现这个革命机关，通知清朝总督衙门，逮捕了许多志士。
这些志士慷慨成仁，第二天激起了武昌起义，而孙武因为养病没有参加起义壮举。
他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因为他不在，群龙无首，方推举与革命党毫无关系的黎元洪。
但孙武的大名，仍是武昌起义初期响当当的人物。
当时大家都知道革命党的领袖是孙文，以为孙武是孙文的兄弟，这对当时革命士气，有很大帮助。
后来他任军政府的军务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都是副部长。
蒋翊武是湖南澧州人，少倜傥有大志，在鄂军中组织群治学社，又改为振武学社，又改为文学社，是武昌起义的原动机关。
孙武在汉口出事后，蒋的革命机关被侦破，遂和刘尧澂、彭楚藩、邢伯谦等被捕。
蒋装成乡愚状，所穿衣服亦像一个乡愚，且垂辫子，清吏遂将之开释，乃避赴武昌城外。
黎元洪任都督后，蒋担任军事顾问。
袁任总统后，蒋奉召入京，任上将衔军事顾问。
张振武是湖北罗田人，原名尧鑫，字春山，更名竹山，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法律政治，且入体育会练习战阵攻守诸法，后由湖南人刘彦介绍入同盟会联络部，担任组织湖北革命机关之责。
武昌首义时，众军拟拥黎元洪为都督，黎再三推辞，张振武对吴兆麟（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说：“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
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正好现在尚未公开，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
这一番话后来当然传到黎元洪耳内，因此，张对黎固然意存轻视，而黎对张亦颇有戒心，彼此嫌怨日深，未能化除。
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邀武汉首义诸豪杰入京，黎亦希望调虎离山，除去这些眼中之钉。
于是张被袁邀入京，受隆重款待。
辛亥“三武”
都是非常瞧不起黎元洪的，张振武在北京惨遭杀害，种因便起于此。
黎和“三武”
中，比较与孙武亲近。
张振武则和黎最先闹翻。
他在汉阳之战后，便到上海去负责购买枪支、弹药和服装，这期间两人即极不愉快，主因是张振武所购的军用品，多数不合用，这可以从他们往来的电报中见其端倪。
民国元年1月27日，张振武自上海电黎：“现到机关枪七生点五日本速射炮弹均全，商请邵保拨款，渠不承认，请速另汇八万五千两，找价免延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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