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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谓克公于政治少所经验，第一次主张建都南京而北方兵变；第二次主张国务员拥兵北上，而苏州又兵变，今责克公于政治少经验，是公俨然以大政治家自命矣。
夫克公之政治经验如何，鄙人不能尽知，至公自命为政治上富有经验者，观公自任财政总长以来，未闻有所建白，第轰轰烈烈之事，当即为此次所订垫款合同七条，可以骄人耳。
大政治家所订合同可即作为铁案，一字不能增减，何以经未有经验之克公反对，而公即允毁约？吾知此七条经改正后必较公所订原约损失国权处稍轻，当即公所承认，如此则公之自命为有政治经验者所订之约，反为少经验者之所反对，而得修改稍善。
……又谓将来国家必亡于克公之手，譬之医生用刀割治病人而不为封口，听其腐烂致死，此语尤为狂谬……吾书至此，气已不能再忍，敢正告公曰：公订此合同，将来国家必亡于公之手，而国家或不至亡者，则克公反对之功也。
盖克公此次反对，在垫款合同七条耳，并非反对借款也。
如因反对之影响而使合同可以修改，不至如公所订损失国权之甚，则国家可以获借款之利，不受借款之祸，试问孰功孰罪，不待智者可以知之。
公负亡国之罪，而责有功之人，非丧心病狂，亦何至此？……又谓目前受辱，未始不可报复于将来，此真小人无赖之言，非堂堂总长应出口。
政见虽各有不同，皆为国家大计起见，并非克公有私怨于公，何险狠一至于此？……且书城自武汉战争时，即相随克公至今，知克公与公之交谊亦最悉。
当南京成立时，克公推荐公为财政次长，以各省代表反对而止。
北京政府成立时，参议院激进派人多谓公为前清猾吏，拟反对公为财政总长，赖克公多方劝慰，始得通过。
可见克公事事皆呵护公，于公绝无私怨隐恨，凡此皆误认公为有才所致。
公若尚有一息之天良，清夜自思，何以为人？……来电不敢转达克公，望公明白见示，以便于克公前代公解释，全公与克公之交谊。
临电惶惑，立盼电复。
直接成为唐内阁催命符的是“直隶都督”
问题。
早在唐南下接收政府时，顺直议会（包括顺天府在内的直隶议会）根据革命时期各省都督由咨议局推选的惯例，推举直隶人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唐绍仪应允由政府加以任命。
在唐回北京时，就向袁报告，袁也点头表示同意。
岂知在袁内心则完全不同意，因为他有一个旧观念，认为直隶都督就是北洋大臣，而王芝祥是一个亲同盟会的军人，在南京留守府当军事顾问，把这样一个人放在心腹之地，袁是不放心的。
同时袁认为任免军政大员是总统的职权，决不可再让给民意机构。
在唐来说，不相信袁会出尔反尔，所以电召王来北京。
就在这时，忽然有直隶五路军人通电反对王做直隶都督，袁遂以此为根据撤回他的同意，并且与唐商量，打算派王为南方军的宣慰使。
唐大受刺激，认为这不仅是个人面子问题，也与内阁职权和政府威信有关，袁可以失信于唐，唐却不可失信于顺直议会和同盟会，因此唐表示无法接受袁的改变。
6月15日袁把没有经唐内阁副署的“任命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
的命令公布，这显示总统与内阁已经正面开火。
根据《临时约法》，没有内阁副署的人事命令是不生效的。
唐绍仪对于袁不经内阁总理副署而发表人事命令感到非常痛苦，同时又使他失信于顺直议会，人无信不立，何况他是内阁总理。
这天他乘坐马车由办公室回家，忽然迎面来了两个开道的士兵，手中挥舞着鞭子，唐总理的御者几乎挨了他们一鞭。
唐急忙吩咐把马车让到路旁，注意一看，一辆漂亮的马车里，坐的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府拱卫军统领段芝贵。
待到这辆车子过去了，总理的马车才缓缓前驶，他事后对人说：“好大的威风，只有前清摄政王才够得上这样威风呢。”
由于双重的刺激，使他顿萌退意。
6月15日他悄悄留下一张假单：“国务总理唐绍仪为呈请事：绍仪现因感受风热，牵动旧疾，恳请给假五日，赴津调治。
惟总理职务关系重要，不容一日旷废，并乞大总统于国务员中简派一员暂行代理。”
然后乘了一辆人力车至火车站，搭头等火车赴天津。
唐走后，北洋系的人们拊掌称快，认为去了眼中之钉。
袁世凯接到唐的请假条，对于唐的不辞而别，心中亦颇不舒服，但究竟袁、唐两人共事交友数十年，不能太贸然决裂，所以仍派秘书长梁士诒专程前往天津慰留。
唐绍仪和梁士诒两人私交本笃，而且意气相投，梁来津晤唐后，除传递袁意外，复谈及袁、唐两人的交谊。
唐、梁抵足通宵，唐把自朝鲜和袁订交经过，两人在北洋共事凡20余年种种，娓娓向梁详述，至于为何演变到如此地步，唐曾感慨地说：“我和项城的交谊，君最深知，公谊私情我本不该挂冠，甚至不辞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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