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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这时已是袁的重要智囊，南北议和时，梁任邮传部副大臣代理杨士琦的部务。
袁在彰德未入京前，即曾遣人密告梁说：“当前情势，南方军事尚未结束，北方政治头绪万端，正赖燕孙（梁士诒字）居中策划，请与少川（唐绍仪字）预为布置。”
情势演变至此，南京方面调虎离山，想把袁世凯诱引到南京来的计划是完全落空了，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便是由临时参议院把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完毕。
原来当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组成的，其后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加以修改，成为《临时约法》。
自民国元年2月7日起，至3月8日止，经过一个月的会议，终将全案通过，3月11日公布。
这个《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总统制，《临时约法》则采取责任内阁制。
《临时约法》共七章，即：一、总纲；二、人民；三、参议院；四、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五、国务员；六、法院；七、附则。
责任内阁制本是宋教仁所积极主张的，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其他革命主要干部均不赞成。
到了袁世凯做总统，又怕总统权力太大，于是匆匆忙忙地制定《临时约法》，想借这部《约法》来限制袁的野心妄为。
结果袁把这部《约法》视同废纸。
从袁世凯通电宣誓的那一天起，到4月1日孙大总统解除职务止，在那20多天当中，袁在北方就不再称“新举临时大总统”
而称“本大总统”
，因为袁认为既已宣誓就职，当然名正言顺。
其实袁接收职务的手续并未完成，所以那时北京、南京各有一个政府，各有一个总统，各有自己一套政策，实在可说是中华民国诞生时的怪现象。
袁已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接着就需要忙着组织内阁，属于同盟会的安徽都督孙毓筠通电主张推孙中山先生组阁，非同盟会的广西都督陆荣廷立即附和。
这时也有人主张请黄兴组阁，可是袁自己早已胸有成竹，他心中的人选是他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帮手唐绍仪，唐在被派为南北议和时的北方首席代表时，袁就已安排了他未来角色的伏笔。
因为唐和南方革命党人相处甚洽，又深通洋务，和英美关系都搞得不错，所以在袁系中，唐是个能够被中外接受的理想人选。
3月13日袁世凯正式向南京参议院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南京参议院予以同意。
3月25日唐绍仪亲来南京，29日列席参议院发表政见，并将新阁名单提请表决如下：
外交总长陆徵祥（当时系驻俄大使，故由胡惟德署理）
内务总长赵秉钧
财政总长熊希龄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教育总长蔡元培
司法总长王宠惠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未到职，由王正廷署理）
交通总长原提名梁如浩，未被参议院通过，乃由唐绍仪暂兼。
后由施肇基代理。
这份名单，好像是容纳了各方面，因为唐虽是袁的亲密朋友，可是他又和同盟会方面是好朋友，陆徵祥是无党无派的外交家，熊希龄是君主立宪派，袁系的人只有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三人，而同盟会方面却有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四人。
袁认为这是非常公平的分配，其实则是掩耳盗铃的，因为唐绍仪是袁的老友，而陆徵祥则为袁系的附庸，而君主立宪派在同盟会和袁系间是选择亲袁的路线。
因此在唐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军事、交通六个重要部门都抓在袁手中，同盟会所得到的只是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无所事事的冷衙门。
同盟会原来推荐黄兴在新内阁中继续蝉联陆军总长，当然这是想限制袁的军事特权，使他不能把国家的军队当作私人的工具。
可是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袁世凯是必须要掌握军队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因此决不肯把陆军总长这个人选让给袁系以外的人担任，更不会同意给同盟会的“实力派”
领袖黄兴，所以只同意改派黄兴为参谋总长。
参谋本部在当时是个有名无实的机关，黄兴当然坚决拒绝接受这个空名职位。
唐绍仪虽然是袁的老朋友，可是他不是北洋军出身，他与袁在朋友与部下之间，不像北洋军系的人，对袁完全是衣食父母，因此他一方面获得袁的亲近和尊重，一方面则受到袁部下的排挤和诋毁。
南北议和时，唐与南方代表协议成立一个解决新国家国体问题的“国民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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