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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实行。
明知所担责任宏大，顾余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意在有益于中国，使无波折耳。
故余仍望和议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国者，务使其各党满意，恢复和平，建设一坚固之政府。
余知国民意见明通，当不愿目睹其本国之破坏，故欲进共和党人与之筹议方略，使终战局，破除各种情意暌隔，而将从前种种不便于民者一概除去。
至各省纷纷独立，余视之与和议亦不甚暌隔，当时政府之权力，既不能行于各省省会，其省会中必有数人宣布近于独立之政体，其实非全然独立，有数省权尚在保守派之手，则迹近中立耳。
其题目在推翻专制，其目的在保守治安、保护人民财产，愈言共和，愈见中立。
故余拟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
此问题既如此重大，故凡事应心平气和论之，不可靠一时之热忱。
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
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之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
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何等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余之志愿既如是宏大，必有误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击，事非不知之，顾余不因稍受波折，遂变更余最高应当之职，盖余之作为，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也。
袁从归隐洹上到临危受命，再度出山，对他一生来说，是一个大转捩点。
这一转捩对他亦好亦坏，他有过人的才智，一定可以使他把握这个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何况他在中外人士印象中，是一个亦新亦旧、半新半旧、可新可旧的人物，他掌握了北洋军系的实力。
因此，对于清廷和革命党双方，他都是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人的际遇很微妙，袁在这以前只是一个没落王朝中的一个权臣，若清王朝继续存在，他的功业最多也不过可望曾、左、胡、李，虽然他有野心，他也无法篡位；如今他置身于清王朝危亡的大变局中，这便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无止境地发挥他的野心。
天下事往往是这么微妙，一个人的际遇就是这么难以逆料。
袁因为有太大的野心，因此使他一念之误而落得千古骂名。
第28章和谈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军事实上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政府，九月十九日黎元洪曾向独立各省提出建议，请派代表到武昌开会。
可是这个电报耽误了八天才到上海，而九月二十一日苏、浙、沪三地都督已邀请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组织统一机构的问题，同时建议在中央机构未组成以前，先行推定伍廷芳和温宗尧为革命军的临时外交代表。
迨黎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方面为了尊重黎的意见，决定以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鄂军都督代行中央职权。
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于十月初四日开会，决定每省派代表一人到武昌参加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留代表一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工作。
各省代表到武昌后，于十月初十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公推谭人凤为议长。
这一次会议有一个幕后的，但却是具有历史性的决定，就是在十月十日通过一项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
原来十月初九日袁世凯派了朱其瑝到武昌，朱带了一封汪兆铭的亲笔函，这是汪写给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函，希望南北达成和议，联合一致要求清帝逊位，并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汪这封信恰巧在各省代表大会期中到达，于是大家便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今后“和平与战争”
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廷之间，而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倘如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方法是把袁拉到革命阵营来。
袁的问题是要给他重大的酬报，他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要拉袁反清，则唯有许以比他在清廷更高的职位，因此如果袁真愿以举手之劳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国，则革命军唯有享以民国临时大总统，才能引诱和打动得了袁。
袁世凯、汪兆铭的勾结，是民国成立前后，政海中一大公案。
20个月以前汪谋刺摄政王事泄入狱，震动了海内外，辛亥年袁再起组阁时，汪已获释。
袁入京后即曾多次单独和汪谈话，两人所谈何事则非外人所可获知，不过汪既是同盟会重要巨头之一，又坐过监，其革命功绩已世人皆知，无人会疑心汪对革命不忠，所以袁汪往还并不损于汪的盛名。
袁汪勾结的高潮是汪兆铭和袁的长子克定结为异姓兄弟一事。
这是在南北议和期间，时间是辛亥年十月初七日，这天下午五时袁在内阁总理官署见汪，密谈一小时，又于当天晚上7时，在私邸设宴款汪。
汪和克定先向袁四叩首，二人又相对叩首，然后世凯南面坐，汪和克定北向立。
袁徐徐而言：“你们两人今后是异姓兄弟，克定长，当以仲弟视兆铭；兆铭年幼，应以兄长待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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