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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在狱中曾有诗，题名《被逮口占》，传诵一时，诗曰：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殁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等在北京监狱中只住了一年多，武昌革命爆发，法部尚书绍昌建议释放汪，奏稿有：“其供词无狂悖之语，而热忱苦志时流露于公庭对簿之间，似此旧学新知实属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
倘蒙天恩释放，加之驱策，当更感激圣慈，濯磨自效。”
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6日）清廷下令释放汪、黄、罗三人，每人发给川资300两。
黄树中后改名黄复生。
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败被捕后，是得肃亲王善耆在朝反对判处汪等死刑，这位肃亲王善耆应该说起来是当时清皇室中比较有头脑，能够迎合时代的一个人。
宣统元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时，曾有一信给他：一劝他敦促清廷让国，举族返东北，自立帝国；二请他参加革命党。
这封信是由云南老同志丁怀瑾起草的，全函过长，摘要抄录于后：
肃亲王左右：仆向与都人士语，知营州贵胄首推贤王，中更多难，陷于凶人，天诱其衷，俾无陨越……故仆敢以二策为贤王陈之：一为清室计者，当旋轸东归，自立帝国，而以中国归我汉人。
此非仆一介之私言也，何者？八旗口籍，不逾千万，其人才亦至乏矣，既欲羁制汉人，使就轨范，而又当分布于东三省，譬若千石之粟供百万军，其势固不能偏给，与其他人蚕食而有之，孰与满汉分而有之，若能去燕京复辽东之故国，外兼蒙古，得千四百万方里，其幅员等于中国本部，然后方置郡县，务农开矿，使朔漠不毛之地化为上腴。
地小则人才不忧其乏，势分则民族不忧其讧，其贤于兼治中国万万也，文政既成，申其军实，南与中国东与日本为唇齿之同盟，谁复能睥睨东亚耶。
……二为贤王计者，贤王于宗室中称为巨人长德，故与方域之见殊矣。
革命之业，贤王亦何不可预。
昔露西皇族有克鲁泡特金者，爵为上公，而作无政府党之首领，声势赫然，光于日月，以民而抗政府犹云为己，以皇族而抗政府，则明其为博爱大同之志也。
吾党所持，革命以后惟建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号，虑不足以辱贤王，要使千载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然后贵耳。
迩者吾党声气骎骎日骤，湘粤之域小有折伤，要不足以损毫发，贤王于此其能入我同盟也。
以上二策，唯所取携，要之，必以一身主动而后国家之事从之，王家庆邸（指庆亲王奕劻）既怯懦而无果断，陆军兵柄之争又令北洋阴怀异志，失今不图，而令发难在彼，贤王虽智力绝人，亦安所发舒耶？投会抵隙，今其时矣，书此达意，非敢以口舌取人，亦以结向德之好也，孙文启。
这封信投送给肃亲王后，善耆遣其幕客致意说：“不愿入盟，但愿相助。”
其后数月，日本人加藤仡夫亦为革命党致书于肃亲王要求西藏，肃亲王即与清廷亲贵王公会商，不得结果，事虽不成，但革命党人对善耆始终保持高度的好感。
善耆虽同情革命，可是民国成立后他却避居旅顺，不以有革命党人好感而留居，他曾赋诗明志，诗曰：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革命党人又把注意力集中于广东，这时广东的清廷官吏是：张鸣岐为两广总督，孚琦为驻防将军，李准为水师提督。
革命党人死在李手中最多，因此在革命党人心目中，倘欲在广东大举，必先杀李准，李死则张、孚两人无能作为，所以议定先谋杀李准然后起义。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革命党人冯忆汉自庇能归，愿任刺客。
黄兴见其热诚，教以布置之方和制弹之法，可是冯色厉内荏，一再推宕。
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黄兴再度催促，冯口头答允，却潜返乡下过了一个月，才回来自称坠水染病。
黄兴副手赵声怒责冯游疑，限冯二月二十四日以前行动，冯仍不敢实行，可是另一位由南洋归来的同志却独自沉默进行暗杀计划。
这人名叫温生才，广东嘉应州丙村人，年42岁，在南洋学习工艺，参加革命，有血性甘愿牺牲，闻革命党人决心除却李准，于是每日暗藏自南洋所携回的手枪，计划在街路上伺候李准。
三月初十日，广州燕塘举行一次飞机表演，在当时这是一新鲜玩意，由一位留学德国学习飞行的冯如表演驾驶飞机，广州百姓空城前往参观，广东省的清廷大吏也悉数前往。
温生才大为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乃在广州东门外咨议局前茶馆中等候，这条路是燕塘进城必经之路。
温坐候茶馆中，傍晚见有喝道而来，前后夹以军队卫护，势颇轩盛，温认为一定是李准，乃待官轿抬近时，突然拔出手枪，推开夹轿的军队，直向轿内轰击。
军队发现刺客竟作鸟兽散，轿夫也弃轿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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