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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聂士成的处境实在困难极了，因为洋兵大举增援，聂军正和洋军苦战，甫告休战，忽听到自己家中老少被义和团劫走，于是引兵前往追寻。
聂军移动时义和团乃狂呼说“聂军反了！”
在聂军后防的清军竟发枪向聂军阻击，聂军因之腹背受敌，进退失据。
这时聂士成异常愤慨，深恨自己内不见谅于朝廷，外又受侮于义和团，母妻老小被掳，而维护义和团的王公则诬说聂士成通敌，聂士成处境之劣实在无可比拟。
六月初四日武卫前军马玉崑来津增援，聂军和马军协同作战，又苦战了十天。
六月十三日晨直隶总督裕禄召见聂士成，聂应召赴制台衙门。
裕禄未开中门，聂心知有异，及入督署，裕禄在书衙房内立候，脸色非常难看，手持一份电报，见聂后即将电报付聂。
电报上是上谕：聂士成新法练军，擅杀爱国分子，着即正法。
聂读毕即跪下。
裕禄这时安慰聂说，上谕如此，其幕后原因不知。
嘱聂再出战，如果战胜，裕禄即可力保。
聂士成辞出后，即返家与家人诀别，穿朝衣补褂驰赴前线督军奋战。
在八里台苦战一昼夜，没有饭吃，又没有睡眠，士兵死伤无算。
洋兵用望远镜遥看，见清军中有人着补褂，知为大官，遂用炮轰，聂遂以身殉国，腹裂肠出。
其部将统领周玉如、姚良才，营官徐照德、宋得胜都血战阵亡。
聂尸入殓时仅清兵20余人系白带送丧，天津文武官无一人临唁。
上谕仍以斥责口吻：“临敌不甚一战，殊堪痛恨。”
直到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时，聂的冤枉才告大白。
天津之战剧烈进行时，清廷已调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派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可是李鸿章到了上海不肯北来，而天津已难抗守了。
六月十八日，经过了三天血战，日兵首先攻入城门，天津遂告陷落，裕禄自杀。
洋兵占领天津后，军纪甚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尤以俄、法两国兵最残暴不通情理，德国兵亦甚横行，比较来说英、美、日三国士兵没有什么大滋扰。
最恶作剧的是在街上专拉斯文人，令其拉人力车，洋兵则坐车上，有时还要拉车人戴了红顶花翎帽子。
六月二十三日，联军集合于天津，准备向清朝首都北京进发，联军人数约3.4万余人，内有俄军1万人，日军9000人，英军6000人，法军2600人，美军2500人，德军4000人，奥意军各150人。
洋兵由天津出发，第一站遭遇的清军阵地是北仓和杨村。
在这一带清朝有重兵据守，由慈禧钦派李秉衡前来督师。
当六月上旬，都城中一片沉重空气，李秉衡奉诏赶入宫中谒见太后，太后要他统领大兵，他亦欣然应允，慷慨誓师，这时天津已失陷，他于是驰至杨村部署一切。
攻占北仓是以日军为主，接着乘胜向杨村进击。
联军分为三路，俄、法两军攻左面，美军攻右面，英军攻中部，日军则在右后方应援。
清军在杨村不若在北仓那样顽抗，因此联军只花费了半天时间就把杨村攻克。
清军唯一阻遏洋兵由天津进向北京的一条防线崩溃，李秉衡自杀殉国。
义和团崛起于山东，就是李秉衡在山东巡抚任内所放纵出来的，如果追究祸首，李秉衡实在是第一个引起义和团之乱的人。
在北中国，这是个炎夏季节，洋兵虽然得心应手，攻占了大沽、天津、北仓、杨村，但也感到非常疲惫。
不过，兵贵神速，七月二日联军各将领在杨村举行了一次会议，认为清兵锐气已坠，败不成军，必须疾驰前进，否则援军赶来，则攻占北京实非易事，而如果不能攻占北京，则战争就不能够胜利结束。
于是疲惫的洋兵仅休息了一日，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向北京前进。
八国联军向清朝首都进迫，东南各省督抚便联合起来倡议自保自全，这一观念见于行动始自袁世凯。
袁受任山东巡抚时，山东本是义和团崛起的发源地，又历经前面两任巡抚李秉衡和毓贤的鼓励，可是袁在山东不动声色地就把拳民赶出山东，因此整个拳变期间山东全境没有战争，也没有洋人洋教士被杀的事。
袁世凯在东南各省总督巡抚的眼中虽是后辈，但他的才识和远见已经令那些前辈刮目相看了。
东南各省督抚自拳变以来，就以电报往还，协商如何保境安民，同时亦敦促政府，希望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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