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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被光绪召见是公开的，守旧派不知袁的态度，见袁获旨嘉奖，又加侍郎衔，当然怕袁已投效新派，于是立即请求荣禄应付可能的新变化。
荣禄乃调聂士成守天津，以阻断袁由小站调兵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移驻长辛店以防不测。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这些日子中，北京和天津，到处都是谣言，一说维新派要谋害慈禧；一说守旧派迫光绪前往天津阅兵时把他废黜；还有个谣言说慈禧要毒杀光绪。
光绪被这些谣言所困扰，也为自己的帝位而担忧。
八月二日他写了一封密诏，交林旭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
非楮墨所能罄也。
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胆热肠，朕所深悉。
希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特谕。
当新政颁行时，光绪曾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只是一连串新政推行中之一，康有为离不开北京，光绪也离不开康有为。
不过，到了这时，情势已非常紧急，光绪自己对当时情势如何变化，毫无把握，希望康有为能够离开北京，因为他是倡议维新变法的首脑，是慈禧和守旧派恨入骨髓的人，如果康有为不落在旧派手中，则康在外活动，当使守旧派有所顾忌，而康既可保持生命，还可待时而动，以相呼应。
光绪这番苦心，实在是很令人感动的。
当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绪密诏，要他速赴上海时，新党的人知道这是红色的警号，表示光绪皇帝的处境，危机四伏。
因此康有为立即写了一个谢恩的奏折，声称决于初四日离京去沪，同时矢誓要拼命拯救皇帝。
这封奏折交林旭带回宫去。
然后康和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康有为的兄弟）等筹商营救皇帝，和应付当前局势的办法。
大家哭了一场，决定了几个紧急步骤：一是由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摊牌，要袁站在光绪这一边，以兵力保卫皇帝；一是由梁启超到金顶庙容纯甫那儿去刺探消息。
而康有为则分向各方写告别信，收检行李，直忙到天亮。
初四早晨九点钟，康往访英籍友人李提摩太，要见英国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藤博文，希望伊藤能往见慈禧，劝太后勿对光绪不利。
谭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会馆到法华寺袁的寓所见袁的。
袁世凯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绪召见，初三晚上忽然见到光绪所亲信的京卿谭嗣同来访，当然知道一定有重大事件。
他佯作镇静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
他们坐定后略做寒暄，谭就单刀直入地问袁：“皇上是何等样人？”
袁答：“当然是旷代圣主。”
谭说：“天津阅兵要行废立的事，足下知道吗？”
袁说：“也曾风闻。”
于是谭就拿出光绪的手诏给袁看，然后对袁说：“当前能救皇帝的，只有足下，足下忠义著于天下又受皇帝特达之遇，今值皇上有难，足下若能救则救，如不愿意的话，”
说至此谭嗣同摸摸自己脑袋：“可往报太后，谭嗣同的头颅可换足下的高位。”
袁听了变色说：“足下把袁某当作何等样人？圣主是我辈共同拥戴的，足下与我同受圣主特达之遇，救护之责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见，某愿闻其详。”
谭以低沉而严肃的语气对袁说：“传说荣禄奉太后密诏，预备趁天津阅兵的机会，胁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
荣禄所恃的，是足下和董、聂三支军队，他要行废立大事也必需赖这三支兵力。
董、聂二军如与足下新军对抗，必非敌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
愚意以为，如果祸变发生，足下以新军压制董、聂两军，护卫皇上，驱逐旧党，整肃宫廷，这是千秋大业，不朽的功劳。”
袁也以严肃的口气答说：“如果天津阅兵有变，皇上可移驾到世凯营中，传谕杀贼，新建陆军必能受诏完功的。”
谭见已入港乃追问一句：“荣禄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能对付他呢？”
袁一脸忠义之色答：“救君父是公，荣禄之情是私，公私不能两全，惟有奉公而忘私。”
谭觉得袁的确可以托以重任，于是就和袁详详细细地商量种种细节。
最后袁对谭说：“现在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仆必须先回天津去做一番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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